“打拐”政策的理性分析

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是我国政府长期坚持不懈的政策,但是拐卖人口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屡打不绝。其发生的根源有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需求旺盛的买方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缺乏＂打拐＂长效联动机制等原因,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大力发展经济、建立＂打拐＂长效联动机制、利用新技术＂打拐＂、做好被解救妇女儿童的善后工作等,以有效预防、打击此类犯罪,促进社会和谐。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兼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素来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一种主观性标准,在我国应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以证伪思维为视角

证伪思维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我国现行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运用证实思维,忽视了排除案件疑点,应予以完善。移送审查起诉应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符合证伪思维的要求以及认识的模糊性原理和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为了保障"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施,在贯彻全面取证原则的前提下,应实行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立,在一定条件下,在侦查阶段扩大律师提前介入的范围。     

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鉴定问题的透视与分析——13起错案涉及鉴定问题的展开

鉴定结论被人们誉为"科学证据"。通过对13起错案涉及有关鉴定问题的透视,发现这一"殊荣"因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的"问题鉴定"使某些鉴定结论成了错案的"帮凶",这不仅导致了案件事实的错认,造成了司法不公正,同时降低了司法鉴定的公信力,最终影响了诉讼效率。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在取消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内设鉴定机构的同时,准许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这种制度是否合理值得进一步研究。     

罪责的社会化与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理论命运之反思

当前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中的认识误区在于,将期待可能性等同于规范责任论本身.罪责概念并没有固定的连续意义,随着刑法任务观的调整,它经历了重要的意义裂变.罪责的客观化与社会化意味着责任基础的改变,最终引起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的命运不仅折射出罪责领域所经历的变革,也折射出刑法的整个基本运作框架发生重大转型的事实.     

现代社会的法律自治——韦伯论现代法律的自治性

韦伯的社会学是作为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而出现的,为我们理解法律现象提供了一个基于社会理论的＂外在视角＂。以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为基础考察法律自治性的社会理论依据,可以为我们理解包括法律自治在内的现代法律现象提供一把钥匙。     

明清州县监狱狱囚生活处遇制度研究

狱囚的生活处遇是监狱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前代相比，明清时期，州县监狱在狱囚生活处遇方面的制度和法规都有了明显进步，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但是，这些制度与规定在许多时候都不能得到切实的执行，狱囚的生活仍然相当悲惨。这表明，在古代社会，狱囚的生活处遇制度并不意味着承认囚犯的人权，而是为了体现统治者的仁厚，狱囚生活处遇的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的清明程度，这使狱囚的生活待遇缺乏稳定性和保障。     

司法会计鉴定与文书鉴定配合运用的效果

司法会计鉴定和文书鉴定的配合运用不仅有助于提高鉴定效率。增强鉴定的准确性和针对性，而且有助于开拓思路，发现新的线索。     

论司法鉴定意见的基本属性

本文分析司法鉴定意见的基本属性，认为其同时具备科学证据以及证据学的特征属性．在此基础上针对法医学鉴定文书存在的问题。就法医学鉴定文书的制作方法进行探讨。     

对邱兴华杀人案的司法鉴定学反思

关于邱兴华杀人案（下称邱案）的各种学术讨论和争论似乎已经不少，但查阅文献发现，有关邱案的文章，分别是从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学、刑事心理学、精神医学角度，法制新闻学以及从人权保护，法治进步等角度对该案进行解读。然而既然这是一个涉及司法鉴定的个案（虽然实际上并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鉴定活动），那么从司法鉴定学的角度对与该案有关的几个最基本的问题进行理论阐述，或许能有些许不同的作用。这几个问题包括：精神病概念的辨析，是否患病与是否需要接受刑事处罚之间是什么关系，何时需要启动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应如何配置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启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