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权几个问题的探讨

撤销权是债务人从事危害债权人的行为时 ,债权人可依诉讼程序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撤销权的构成不应以债权是否到期为条件 ,其对象应该是财产类的法律行为 ,表现为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债务人的行为结果损害了债权并且导致债务人不能满足债权人的债权。在司法解释中 ,可考虑纳入债务人为他人提供担保、恶意逃避债务损害债权的行为。对于撤销权的期间 ,应去掉对债权人知晓的主观推定的规定 ,只规定债权人知道撤销事由之日和被撤销行为发生之日两种起算点。关于撤销权的行使 ,某些原则性问题尚未明确 ,在撤销权诉讼中显得无法可依。     

论沉默权的确立与限制

没有沉默就不可能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建立沉默权制度符合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权衡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利弊 ,应当从大局着眼。限制沉默权是沉默本身与国家司法权力充分行使存在冲突的属性所决定 ,但在作出限制时 ,应防止沉默权刑同虚设的结果。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

处于被司法机关审查状态的公民 ,可以自主地选择说话或不说话的方式表达其意志。沉默的表示应当视为以不作为的方式与司法机关合作 ,将正常行使沉默权纳入抗拒的范畴是不妥的。我国“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传统政策应当修正为 :“坦白应当从宽 ,沉默受到保护 ,抗拒必须从严”。正确意义上的“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与沉默权并不矛盾。在保护人权的同时 ,必须强化国家的司法权 ,根据我国的国情 ,对沉默权应当予以必要的限制。当前 ,应当审慎地对刑诉法第93条进行修改 ,明确规定沉默权只能有限行使     

论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相关规定

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同时关系到所有权的保护与交易安全的实现,对善意取得制度予以正当化的过程就是界定其适用范围的过程;善意取得制度系动产占有公信力的表现,而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公示方式,采登记公信力制度,故无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之余地;观念交付因其自身的局限并不当然构成善意取得制度所要求之“交付”,法律应限制观念交付时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物权行为独立性与善意取得制度相辅相成,分别给予受让人以债权保护和物权保护,而物权行为无因性之功能可为善意取得制度所替代,无存在的价值;善意取得制度可类推适用于其他动产物权或其他民事权利的取得,但须满足占有作为权利外观之基本前提。     

关于保护人权、遏制刑讯逼供教育的思考

口供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各国司法界所重视。然而,获取口供的过程常常与"保护人权"这一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相冲突,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从公安院校的教育入手,就学员们对于"人权"、"刑讯逼供"认识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人权、遏制刑讯逼供教育进行探讨,以求使未来的执法人员从根本上树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意识,自觉维护和推动人类文明。     

刍议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的必然产物,是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自由裁量权本身所固有的"自由"属性使其在公安行政执法中出现被滥用的现象。为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除了要求执法人员在适用自由裁量权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外,关键是采取有效措施对适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     

权力·权利·权威

国家权力的合法存在是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权利为前提和目的的。国家权力的依法行使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动力和目标的。实施权力是维护权利的保证,保障权利是制约权力的基础,体现权威是行使权力的根本。权威只有建立在至高无上的国家法律基础之上,人民权利才有根本保障,国家权力才有合法权威,从而真正体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论知识产权法制对“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李约瑟博士提出的近代西方国家为何兴起与中国为何衰落的名的“李约瑟难题”的精神实质,在于探求东西方科技与经济发展动因的差异。知识产权法制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破解具有重要的意义。东西方知识产权法制的缺失和奠立是形成和破解这一难题的一把钥匙。关注和研究“李约瑟难题”并从知识产权法制的角度进行破解,对于我国当今的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亲亲相隐”与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由于证人与被证明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如夫妻关系、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等’等,使其作证不仅损害天伦或职业道德,而且其证言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对此,中国古代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亲亲相隐”为核心的亲属之间的举证制度。欧美一些国家在证据制度中也确立了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对于有效地保护公民人权,捍卫传统的伦理道德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