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财产权制度构建理论研究

权利基础研究是部门法理论发展的源泉,以环境权理论引领并承载环境法制度的纵深发展困难重重.环境财产权公法性私权的研究视角,直面资源时代生态保护的现实立法需求和个体性私权保护的宪政价值,拓展环境法制度架构空间,开展环境法与传统部门法的对话.环境财产权尊重并吸纳国家环境政策与制度创新的实践成果,以环境利用和保护中的财产利益为中心,探求排污权、环境容量使用权、环境利用权、生态效益受益权等管制型环境私权法理基础和生长空间.并围绕环境财产权制度目标的实现,探求环境财产权保护的制度平台和国家环境制度创新的发展方向.     

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协调

完善我国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做法是：应在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当中,适当的引入公诉权,国家机关不能被完全排除在这类案件的追诉程序之外;被害人在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中,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并没有让渡给被害人个人,公诉权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公诉转自诉案件应从自诉案件范围中剔除,针对公检不予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决定,可通过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来达到制约公权力、保护被害人利益的目的。     

关于加强西部地区民办高校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机制的改革,民办高校跨上了腾飞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取向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和信息的相对闭塞使得西部地区民办教育发展举步维艰,尤其是在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在这样一个文化交融交锋的时代,如何加强西部地区民办高校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成为摆在从事思想教育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论我国民法典私权保护对象的扩展——从“民事权利”到“私法权益”

民法以民事权利为本位,传统民法典以民事权利为核心保护对象。现代民法典不仅应以民事权利为保护对象,而且应予以扩展。我国未来民法典保护对象的确立也不应只局限于民事权利。顺应民商合一立法趋势以及实现私权一体化保护的需要,应将民法典的私权保护对象确立为私法权益。     

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关于“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的置疑

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一样具有私权的属性。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而有其特殊性,以致于有些学者在不否认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的前提下提出了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并试图用该理论来解释一些知识产权面临的新问题。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是对私权理论的一种错误的解读,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不会也不可能改变或者会具有双重属性。     

论我国证券法定范围引发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我国证券法没有证券定义并缺乏功能标准,法定列举了股票、公司债券及国务院认定的证券为其调整范围。证券法定范围的不足造成具有实质性功能的证券活动无法科学判定,企业难以借用股票和公司债券以外的权益证券融资,打击非法集资及非法证券活动的范围过于宽泛。借鉴引入美国证券法中的投资合同、证券私募和小额融资豁免制度,扩展我国的证券范围,赋予证券监管机构与法院证券认定裁量权,可解决我国证券定义不足造成的困境。     

论国有股权的基本属性

国有股权是当前企业国有资本的主要存在形式,从根本上讲,国有股权是国家所有权在公司法上的体现,具备"国有"和"股权"的双重特质,权利属性融合了公权与私权的双重特点,应成为经济法权利研究的重要对象。国有股权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其权利行使需遵循公私混合法的调整机制,以公司法等商法性规范为主要调整规范,同时也要接受来自政府和国资监管机构的行政性管制措施。     

女性主义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性别正义

以约翰·罗尔斯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正义观通常给人以一种普遍主义的印象。女性主义对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的论证方式、基本理念及其适用范围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普遍主义是一种虚假的普遍主义,在其中性别正义是缺失的。性别正义缺失的根源在于自由主义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二分法,因此,为实现性别正义,必须超越这种二分法。     

刍议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中相关行政主体的作为义务——以W市X区的一则判例为样本

囿于现行法对原告资格、受案范围等的限制,行政不作为一旦对公益有所损害,行政诉讼便无济于事。司法实践则先行一步,针对涉及环境公益的行政不作为,W市X区法院在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判决中确认：案件中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行政主体应履行一定的作为义务,承担起环境修复及公益保障的监管责任。     

权力来自权利的转让

有些权利不可转让;有些权利可以转让,但转让后还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有些权利的行使可能“产生”权力,但此权力是“构建”而并非“转让”的;有些权利的行使“启动”了权力,但并没有转让权利给权力;有些权利的行使产生了权力的载体,但并未产生权力本身。因此权力不是来自权利的转让,而是来自权力的转让：有的公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如部分国家权力、社会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有的公权力来自公权力的转让（如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关权力、国家机关权力彼此之间的转让,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转让）;有的私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有的私权力来自公权力的转让。宪法权力也不是来自宪法权利,而是来自私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