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政策对私有财产权的影响

“李约瑟之谜”、新制度经济学引发了对中国私有财产权的反思。改革开放政策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它为中国私有财产权打开了封闭的闸门、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个体化,触及了私有财产权灵魂。党的富民政策是私有财产权确立与保护的思想基础和制度来源,改革开放的政策内涵着合同自由与追求财富的民法机理．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私有财产权入宪,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中的成果,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更将其制度化。     

人权法学视野下的私有财产权问题——兼与对其法制保障的初探

财产权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也是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根基。从人权法学角度来看,财产权同时又具有人权意义上的价值。因此,财产权制度在注重实现财产的经济功能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会的自由、平等与正义价值。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私有财产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参与社会生活的始终都伴随着其对财产权利的发展,因而,要注重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力度。     

不动产登记申请的法理与规则

登记申请是不动产登记的主要启动机制。申请行为本质上为有相对人的表意行为,但不属于法律行为,具有程序法行为的特质。登记申请应当实行到达生效主义,不能撤销但可以撤回,撤回登记申请须在登记完成前进行。登记申请的主要效力在于对登记机关的形成力、对登记程序的启动力、对物权变动的彰显力、对登记顺位的预定力。因虚假的登记申请资料引致的登记错误,登记机关应当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尔后向登记申请人追偿。     

私人侦探初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及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私人侦探悄然出现。但目前我国法律对私人侦探的规定尚不完善,在现实中引发了不少问题,使得这一游离于法律边缘的新兴行业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故应从私人侦探的自身沿革与发展等方面进行阐述,进而来分析它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它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使人们能够正确认识私人侦探这一新兴行业。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与社会需求,应尽快客观、全面、科学、合理地对私人侦探进行规制,使其走上健康、稳定之路,为构建和谐社会尽绵薄之力。     

论反致的不合理性

反致是国际私法上特有的制度,但在逻辑上有严重缺陷。它基本不考虑受致送国对于反致的态度,因而并不能体现对于外国法的尊重,也不能保障判决结果的一致性。随着反致制度的规则化、成文化,其灵活性也渐渐消失。更重要的是,只有当受致送国不接受反致时,反致才能体现人们所赋予它的优越性,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它,这一优势越来越受到削弱。由于当代国际私法的新发展,其所追求的目标大多可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因此我国立法不必借鉴这一制度。     

构建公权与私权平衡下的中国物权法

《物权法》乃是保护权利人物权、规范财产秩序之法,然因物权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现代财产所有权社会化的结果导致《物权法》中蕴含了大量的属于公法范畴的强制性规范,使得物权相较于其他私权而言更容易受到以保护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公权力的干涉和限制。《物权法》一方面要保护私人的合法权利不受公权力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私权的过度滥用。《物权法》本身的实践需要构建一个公权与私权平衡的环境。     

公司对外担保权能研究评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之规定

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虽赋予了公司对外担保较大的自由权,但对公司超出经营范围的对外担保问题规定模糊。在世界性的废除法人越权行为原则之际,国内法律界对公司越权对外担保依然讳莫如深。国际经验显示,对外担保是公司固有之权能已渐成共识,我国法律等待时机作出修正实乃大势所趋。     

当前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方式、特征与原因分析

时代的发展,法治的进步,必然带来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工的维权行为有合法形式、非法形式以及"中间途径"。从这些方式来看,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具有徘徊在自力救济与他力救济之间、理性与冲动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及政府的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之间的多元化特征。形成多元化的原因是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政府职能注重加强民生建设。     

用发展的观点和办法解决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新矛盾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有所改善、总体和谐。但是,存在着突出的局部问题,有的还十分尖锐和复杂。该文分析了中国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提出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坚持用发展的观点和办法解决当前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问题和矛盾。     

浙江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枫桥经验”

如果说“枫桥经验”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社会基层治理,那么21世纪以来浙江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成功实践,则是“枫桥经验”在工业化时代的创新与发展,可称为“企业劳动关系版枫桥经验”。浙江的基本做法包括：“大调解”挺在前,就近就地预防和调解劳动人事争议,抓早抓小抓苗头;“综治进民企”,强化“基层治理、源头预防”;“非公党建”,以“双强”（党建强、发展强）促“六好”;工会力促劳动者权益保护与企业发展相协调;以对民营企业家综合评价为载体,引领和促进“两个健康”。“五指攥成一个治理拳头”,形塑了浙江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枫桥经验”。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强化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对于预防化解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夯实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