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共同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剖析

单位共同犯罪,是我国刑事立法和理论的一个发展,文章对单位共同犯罪的特征、形态、责任,在与自然人共同犯罪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作了具体剖析     

教唆犯在实行过限中的刑事责任认定简

实行过限是伴随共同犯罪的发生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根据过限的范围,—般可分为质的过限、量的过限和转化的过限.目前学界在教唆犯实行过限的认定上提出了超出教唆故意说、未预见说和教唆类型区分说,以其中任何一种学说作为认定过限的唯一标准并不可取.认定教唆犯才在实行过限中的刑事责任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理,以超出教唆故意说为基本原则,综合运用未预见说和教唆类型区分说予以应对教唆犯罪中实行过限的各种复杂情形.     

对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条款的思考

我国刑法在绑架罪中规定,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处死刑。这种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有利于司法的一致性。但是,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分别包含不同情形,二者相互之间及其不同情形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等不尽相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应当采取完全相同的法定刑。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应当进行修改,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     

质疑“程序轻微瑕疵不影响相对人合法权益”

程序轻微瑕疵是指未对相对人实体权利产生影响的程序违反。山东、湖南等省份的行政程序规定中关于＂程序轻微瑕疵不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说法并不准确,有忽略程序权利在合法权益范畴中地位的嫌疑,建议修改。补正制度符合行政公平与效率并重的目标模式,是程序轻微瑕疵的最优解决方案。     

论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

"情况说明"随着司法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从"两个证据规定"开始,刑事诉讼的规范层面开始将其纳入法条,然而在接下来包括2013年《刑事诉讼法》和《高检规则》等规范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一直摇摆在承认与否定之间。在理论的维度里,关于"情况说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讨论从未终止。反对者的观点太过注重证据的法定形式,且"一刀切"的做法太过武断。赞同者将"情况说明"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有助于把握每一类"情况说明"的特点,然而"相对否定派"和"相对肯定派"在对待"程序类情况说明"和"证据类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时出现了分歧,其中"相对否定派"未能准确把握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范围。     

中国养老制度设计问题与认识反思

当下的中国养老制度在服务体系定位、志愿者服务、居家养老服务、政府示范性养老基地建设、乘车优待与尊老金等制度安排和养老协议等诸多方面的合理性存在不少疑点。如养老服务体系"以家庭照料为主,社区照料为辅,机构照料为兜底"可能更加准确;志愿者服务只能作为养老服务之补充,而决不能作为制度性养老服务安排;示范性养老基地配置的设备主要是满足入住的普通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绝不应该是专为极少数老年权贵服务的高级养老院等等。社会形成的老年服务市场非常广大、老人独居问题严重、不应轻老重幼等共识也有反思的必要。随着陌生社区的形成和城市建设中养老障碍的增加,校正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取向对当下中国尤为重要。     

高等教育责任实现视域下的高校德育探讨

我国高等教育承担着对国家与个人的责任，责任之间及其内部存在一定冲突，并给高校德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高校德育工作必须坚持将“培养什么人”放在首位，注意平衡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改进德育方法，着力引导学生认识伦理道德素养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价值，从而有效解决冲突，更好地实现自身对国家与个人的责任。     

未成年人注意义务对我国监护人责任立法的启示

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侵权的法律责任采取统一由监护人承担的方法，没有考察行为人的过失能力，也没有考察行为人的过失，这样的立法简单粗糙，极不完善。可以借鉴美国法的未成年人注意义务，丰富我国的立法内容，完善法律规定。     

关于提升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的思考

提升民族地区县级政府的能力,就是要使民族地区县级政府变成能做事、会做事、做得好事的政府。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高民族地区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强民族地区县级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廉洁意识,促进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加强民族地区县级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初探

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的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应当以使用假币罪定罪处刑。在犯罪认定时,客观要件之中的“使用”行为不应以置于流通为必要;只要能够根据基础事实予以合理推定其主观上为“明知”,就足以认定其符合本罪的主观要件。由于该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较小,因此处刑时应结合我国针对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行为的立法变动情况,对于数额较大的情形原则上只判处罚金刑,而是否侵犯公私财产权这一随机客体也具有影响量刑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