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修改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以北京仲裁委员会为对象的实证分析

目前学界和仲裁界对《民事诉讼法》第213条规定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是否修改及怎样修改存在较大争议。为了给相关讨论提供有益素材,有必要取得来自仲裁及司法实践的第一手资料并作实证性的考察。通过对北京仲裁委员会1995-2010年仲裁裁决被不予执行的裁定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不予执行的因素是多元的。从实务的视角出发,至少应把第213条第(四)款牵涉事实认定的事由统一到《仲裁法》第58条作为撤销仲裁裁决事由的"伪造或隐瞒证据"的规定上去。     

论我国警察对危难的救助

“见危应救”是人民警察法要求的人民警察应履行的法定义务之一。人民警察危难救助的内涵及范围、救助的主体、救助的时间、技能和条件须明确界定。人民警察“见危不救”应承担刑事、行政和赔偿费用的法律责任；特定情形下人民警察“见危不救”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改革路径与发展方向探讨

从国外经验出发,养老保险立法先行、确立时间表,通过合适的基金运作模式,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分担机制,养老保险的垂直管理和基金预算管理制度,以及历史债务和做实个人账户机制,用"三步走"的方式,先实现省级统筹,然后建立全国统一预算,分省余缺调剂的方式,逐步过渡到全国统收统支的模式,这是适合目前中国现状和社会保障未来战略发展的选择。     

公众参与制定行政规定之冷思考

随着行政法治化与民主化的推进,公众参与制定行政规定引人关注,有的地方政府对此制定了专门的规范性文件,但却往往将这种公众参与盲目原则化。这与行政机关乃执行机关的角色定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活动原则、首长负责制的行政领导体制以及现代行政的效率追求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制定行政规定不宜将公众参与盲目原则化,应当通过强化专家参与力度、发扬行政首长负责制之长、加强行政调查手段等脱离这种原则化。     

论书面侦查说明的形式审查规则——在程序性裁判视野下的探讨

2013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所构建的以非法证据排除和瑕疵证据补正为核心的程序性裁判,为侦查机关出具书面说明材料的适用设定了较大空间,悖离直接言辞原则,存在明显的正当性瑕疵。但侦查说明的适用,又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两种理念存在激烈的矛盾。就此,有必要根据程序性裁判的不同证明方式,试求形成侦查说明从底限规范性到精密规范性的多层级规范性阶梯,进而确立其审查与排除规则。借此,以精密的形式性规则,弥补侦查说明的公正性瑕疵,弥合其理论正当性与实践合理性之间的鸿沟。     

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内在诱因与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国内外银行业掀起一股践行社会责任的潮流。无疑，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不仅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由此，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运动在国内外的兴起是一种必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与普及并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层面立法变化成为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制度基础，而对风险的规避以及商机的获取是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内在诱因。在学理上，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兴起不仅得到法哲学与法经济学方面的麦梓．在政治折举等方面一样有暑底蕴深厚的理论采础。     

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

关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法学界及实务界一直有争议。传统上我国一直是重实体轻程序,这与法律应程序至上的原则不相符。我们决不能单纯照搬西方的唯程序论,更不能走重实体而轻程序的老路,要发展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法治之路。     

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与异质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该文利用12个城市1000多家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似不相关回归方法，考察了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与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异质性（规模、生产率等）与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和履行正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呈显著正相关系；政府监管促进了企业在劳工权益保护、环境管理和产品质量等社会责任的履行；加入行业协会或公益性组织的企业，在社会责任行为上存在“同群效应”。因此，结合企业异质性在供应链管理中推行社会责任，会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对我国责任政府体系构建的理论分析

构建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应然价值取向。然而,当前我国政府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责任政府体系的构建。通过培育责任行政文化、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和加快培育公民社会等措施,可以更新政府执政理念,实现问责制度化,夯实责任政府构建的社会基础,最终达到完善我国责任政府体系的目的。     

论制度正义及其责任主体

正义是制度之魂,制度正义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体的利益均衡与协调,而且表现为公民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尊严等权利的维护。正义制度对社会进步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制度正义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政府是制度正义的责任主体,制度正义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来推动。政府推动制度正义建设的具体途径有:政府立法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政府要以民生为本进行制度设计;政府的政策制定要推动道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