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人格与客体人格之概念辨析——以人格、主体、权利能力等概念分析为基础

人格权的发展依赖于对人格概念正确理解。在我国民法理论中,人格与主体、权利能力等概念存在混用现象。本文试图探究具体概念本质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从而提升概念之确定性。笔者主张人格为自然人和团体成为民法主体之要件,为主体之前提;主体是最为核心之概念。在近代民法理论中,主体是高度抽象的自由意志;权利能力被用来描述主体作为权利义务载体之资格有无和范围宽窄;人格权之人格与作为主体资格之人格不同,前者是客体,后者是主体要件;人格权是主体以自身为客体的权利,具有支配性,人格权的产生以抽象主体理论为基础。     

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案件立案程序——以公安机关为视角的考证

刑事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和开展刑事侦查的必经程序,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侦查的主力军,其立案、侦查职权具有专属性和排他性,但是,公安机关在侦办刑事案件中的立案程序却存在立案标准不统一、立案标准缺失、立案与撤案法律依据相互矛盾等诸多缺憾,极易造成基层职能部门的无所适从乃至变相操作,应当从统一立案标准、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等多方面去完善侦查活动的构造,以修葺立案程序的法治化出路。     

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思考

上诉制度是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现代社会法律关系急剧变化,我国的民事诉讼上诉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际运作层面均存在着种种弊端,进而影响着我国整个司法的有效运行.因此要对我国民事上诉审程序进行重新设计,有针对性地提出的主要解决措施有:建立复合型的审级制度,二审实行有条件的独任审判,加强上诉审与再审的衔接.     

法视野下的过度医疗行为分析

过度医疗是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根源在于医疗行业的过度市场化,但因医疗行业的特殊性等原因,法律武器一直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为此要明确医疗过度的概念、表现、性质、要件、民事赔偿等问题,在实践中要正确区分过度医疗与适度医疗的界限,尤其要完善相关制度,解决医疗过度维权的难点和“症结”—举证和鉴定问题。     

我国合同法归责原则重构

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乃是依据何种事实状态确定责任的归属问题,归责原则是违约责任,乃至合同法的核心制度。从责任的本质入手,归责的判断标准应符合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底线,并能体现合同自由和矫正正义。因此,有必要从民法与合同法的关系出发,反思我国合同归责原则。     

小区车辆被盗的法律责任分析

业主停在小区内的私家车损坏或被盗,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依据《物业管理条例》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如果根据双方约定或者实际情况可以推定双方成立保管关系以及物业公司存在过错的情况下,物业公司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否则,物业公司只承担管理不到位的责任。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从自然规律、刑罚目的等各方面进行考察,刑法都应规定刑事责任的最高年龄。在完善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无刑事责任年老者的危害行为的处置可参照对未成年人危害行为的处置办法。     

企业社会法律责任初论

企业社会责任包含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两部分，其基础性内容是在科技发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基础上，体现整体社会民意而规定的企业作为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的维护社会安全和健康发展的义务，即企业的社会法律责任。     

新时期执政责任实现机制探讨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执政党与政府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影响力大大加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矛盾凸显，党及其领导的执政机关能否满足人民的期望，增强责任感，提升执政能力，不仅是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深刻剖析我国执政责任缺失的根源。寻求执政责任的实现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量刑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

确立适当的量刑程序模式，使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协调，这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首要课题。最高法院新近确立的改革方案，尽管在“认罪审理程序”中具有可行性，但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中却很难得到适用，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风险。通过基层法院的改革探索，一种建立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基础上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中出现；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一种新的“独立量刑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浮出水面；那种适用于“认罪审理程序”中的“交错量刑模式”，也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对于这些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改革者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评估其试验的效果，从而使其在促进新制度的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