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育保护假期制度研究

总览世界各国的假期设置,发达国家以及东欧和中亚等地区,对假期设置更全面、标准更高,具体表现在各个假期的时间更长和福利水平更高,假期类型的设置多样化等方面。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在生育假期设置方面,法定假期长度和福利处于世界前列,但法律法规政出多门,立法目的不利于女职工保护,制度体系不完整,法律法规在不同群体中的落实状况差距较大,企业成本负担过重,政府责任缺失。国外生育保护假期制度中清晰的假期设置理念、科学的假期设置体系、较为合理的成本分担,以及利益相关方角色的准确定位,都对中国修改和完善女职工假期设置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沉默权：一个无法沉默的话题——从我国刑诉法“应当如实回答”谈起

我国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面对审讯人员的审讯：“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使其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是否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由“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彻底改变目前的侦查模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权利平衡视野下的被害人保护

我国在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与救济方面,存在着诸多失衡与不足等问题。目前,这些问题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何解决权利平衡视野下被害人保护的问题,既是完善和谐司法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探索征地制度改革 确保农民合法权益

征地工作事关国家经济建设和农民切身利益。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目前土地还是农民生存保障之本,征地过程中如何确保农民合法权益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题。该文通过分析中国征地制度存住的问题,从保护失地农民权益的角度,提出了要严格规范土地征用、完善补偿机制及规范土地交易市场等建议。     

洪泽湖水污染现状与水源地保护

洪泽湖是江苏省淮安等城市主要的水源地,由于受到淮河等人湖客水和流域内工业、农业与城乡生活污水影响,湖水水质已经下降为劣V类,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水源地水质要求。加强洪泽湖水源地保护刻不容缓。该文在对洪泽湖水污染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从法规、机制、管理等多方面提出了加强洪泽湖水源地保护的措施。     

民间对日索赔与中国实施外交保护的可行性

基于人权的推动,传统外交保护的国家自由裁量特征开始发生转变。这既是义务限定,也是权利工具。至于民间对日索赔,中国政府无论是在法理基础上,还是在政治基础上,都具备了实施外交保护的可行性。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若干问题的法律探讨

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做了重大改变,引起许多争议,有必要对其进行法律探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符合社会法理念,在强制续签、解雇保护、违约责任等制度设计上应区别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时在相关法条的可操作性方面仍需要加强.     

社会保障权的宪法思考

社会保障权是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给予物质帮助的权利.社会保障权既是社会权利、经济权利,更是宪法权利、基本权利.确立社会保障权的宪法地位对于发挥其保障作用尤为关键.     

民法典编纂对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影响

在民法之外,重新构建一个仅适用于刑法中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判断标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财产犯罪法益保护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入罪,不论是“利益的法益化”还是“管理的占有化”,都是以保护法益之名行扩张犯罪圈之实。犯罪圈的不当扩张,不仅会有损整体法秩序,还会弱化乃至消解法益甄别法与不法的机能。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是无可避免的,民法典编纂为解决“刑民倒挂”问题以及增加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刑民之间的衔接度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应重新梳理刑民之间围绕财产、占有、管理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将民法所确定的财产法益内容作为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基本依据,并允许刑法根据财产犯罪的特点对法益保护范围作出适当调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通过民法给刑法套上枷锁,而是在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础上达成应有的刑民共识。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bor market deregulation during IMF intervent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interventions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and de jure labor rights. Combining two novel data sets with unprecedented country-year coverage – leximetric data on labor laws and disaggregated data on IMF conditionality – our analysis of up to 70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1980 to 2014 demonstrates that IMF-mandated labor market policy measures significantly reduce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labor rights. Once we control for the effect of labor market policy measures, however, we find that collective labor rights increase in the wake of IMF programs. We argue that this result is explained by the impact of union pressure on governments which, in such a context, are imbued with the policy space to respond to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The study has broade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s to whe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effective in constraining governments’ cho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