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指标群组分析研究

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在构建愿景、层级维度、权重设计等方面正在不断完善,指标设计价值理念注重针对性和实用性,内容设计注重可量度性,结构设计注重统一性和特色性。指标设计存在的困境在于指标的重复性增加和量化过度,而且影响指标的效力因素也使指标的效度和信度降低。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群组分析是指根据不同的指标标准,将具体的指标分为不同的类型,使其形成指标聚类,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细化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对指标的均衡选取、权重分配、层次和聚类、效度和信度以及关联度分析提供有益指导。     

环境影响评价的正当性解析——以公众参与机制为例

环境影响评价必须有公众参与才能为其提供正当性,但现有的制度安排未能解决公众参与的实质正当性问题,公众参与环节往往流于形式。通过研究公众的范围选择、公众参与的方式以及听证主持人和专家的独立性等问题,提出当前需要改进的建议。     

刑法案例教学评估体系实证研究

通过对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3所大学法学院300份实地案例教学的问卷调查，对本科刑法案例教学评估体系在整个学校评估体系中的定位加以分析。然后对构建本科刑法案例教学评估体系的5个重要指标加以论述，指出应当根据刑法案例教学的特点和需要，适当地调整评估指标和权重，从而更好地促进和完善本科刑法案例教学工作。     

农民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行为的决定因素研究

在探讨农民耐用消费品购买行为决定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其概念模型,再将相关的抽样调查数据拟合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农民购买行为过程中的购买意愿更多的是受到服务保证的影响,同时购物导向和品牌资产也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农民购物过程中购买导向、品牌资产和服务保证对农民的购前评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品牌资产的影响要大于购买导向和服务保证;购买意愿和购前评价对农民购物可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购买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大一些;购时状态反映了农民购物的满意感,购物状态对购后评价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竞争倡导研究

竞争倡导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实施的除执法以外所有改善竞争环境的行为，具有促进和补充反垄断执法、推进竞争政策有效实施和推动竞争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反垄断执法针对私人限制竞争，竞争倡导关注政府干预限制竞争的风险，故所倡导的竞争应围绕干预的适当性、主导权及期望实现的目标来界定。分析各国竞争倡导的制度路径，借鉴其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现实诉求，我国竞争倡导制度构建的重点在于引入立法优先咨询制度、推动准入管制的放松、逐步缩减反垄断除外适用范围、健全对管制的竞争评估、帮助企业进行合规制度建设，以形成多样化的倡导工具。     

论精神疾病人犯罪的侦防对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另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如此高的人数与目前社会上高发的精神疾病人实施侵害行为,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精神疾病人的犯罪应重在防范,侦查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再次造成侵害。鉴于此前情形,侦查要从观念、人才、措施等方面努力;在防治方面;对于已经实施危险行为的分为有病无罪有责、有病有罪,对之分别采取防治措施,对尚未实施危险行为的,根据危险性分别采取预防措施。     

多媒体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形成性评价

随着当前英语教学的各种形式的涌现，单一的终结性评价已无法满足新教学形式的需要，终结性评估的特点决定其协定会成为评价体系的一种主趋势。本文就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的区别做出比较，并分析形成性评价的必要性.     

交通伤后遗肾功能障碍的伤残评定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有关交通伤致肾功能障碍的条款主要是针对一侧肾功能障碍,并将其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个程度,以往常用的适用于肾功能评价的方法多已不适用。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上述问题,结合临床放射性核素检测方法的进展,提出一侧肾功能障碍的程度可根据肾小球滤过率（GFR）的结果作如下分级：一侧肾功能轻度障碍（30 mL/min≤一侧肾脏GFR〈45 mL/min）,一侧肾功能中度障碍（10 mL/min≤一侧肾脏GFR〈30 mL/min）,一侧肾功能重度障碍（一侧肾脏GFR〈10mL/min）。     

论商品化权的行使及其限制

商品化权是内涵独特的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使应平衡商品化权所有人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利益,还应兼顾商品化权所有人对商品化权载体所享有的其他权利。同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商品化权的行使还应当进行合理的限制。在我国未来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应当建立完善的商品化权行使及其限制法律制度,以促进我国商品化权的保护和知识经济的发展。     

降低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风险之策略——基于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角度

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风险既有客观因素,也有矫正对象自身的因素,同时,由于社区矫正制度设计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也成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潜在原因。因此,建立并规范审前风险评估制度,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操作流程,加强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和教育矫正,完善解矫帮教机制等,才能将重新违法犯罪的风险降低在最低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