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作为我国的一项法律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改造轻微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行政权力在相应社会领域里的淡化,劳动教养制度在程序和实体方面都呈现出一些问题,对其进行深度改革已成为必然。     

单位犯罪之恒定与代罚制之检讨

97《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但是对于单位犯罪的理论争议并未消解于立法的＂一锤定音＂。单位犯罪的立法化使社会存在转化为法律存在,其乃社会发展之必然结果。单位犯罪之肯定首先在于民法上肯定单位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以及法律对这种实在的拟制。但是,单位犯罪单罚制中代罚制所带来的不当后果,乃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对此,应当进行深入检讨。     

刑法中不履行债务行为犯罪化现象之分析

我国刑法将不履行债务行为犯罪化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符合犯罪的本质属性,符合国外的相关立法例。但债务不履行行为的犯罪化并非无任何限制。应当遵循个别化原则,以债的履行为主要目的,对侵害涉共同利益和主流价值的债权行为加以规制,并配以轻刑。     

博弈论视角下的自首行为分析

用博弈论的观点分析自首行为,是对刑法问题研究的一次创新和突破,是在刑法之外研究刑法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自首行为与博弈论分析对象的内在契合性决定了自首行为博弈分析的可行性。为使用博弈论观点分析自首行为的可操作性更强,博弈模型的分析找到了多种策略组合中的纳什均衡点,为自首制度的施行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不同博弈类型下自首的认定分析,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自首认定问题提供了路径。     

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相遇

抽象概括出了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三个契合点,一是价值的契合;二是导向的契合;三是层次的契合。鉴于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仍有一定的相互排斥性,应当吸收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因素,即合理判断期待可能性有无即大小的,以此服务并丰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将“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查阅”,但基于法律援助法第37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卷权能还应包括“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美国死刑制度评述──以俄勒冈州的死刑制度为例

本文以美国俄勒冈州死刑制度为背景,介绍了美国死刑的制度的发展史、死刑制度的具体运作、普通美国人对死刑制度的看法与观点、全美死刑的概况以及美国死刑制度的发展趋势。     

肉刑在两宋时期的思想论争与制度表达

肉刑废复之争在两宋时期再次出现,制度上则有刺配法与之相对应。通过这一时期有关肉刑废复之争和刺配法的大量施行,可以发现,虽然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出发点不同,对于肉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更为关键的是,流刑在宋朝已经不能发挥中间刑的作用,这是导致肉刑之争和刺配之法在两宋时期再度出现的重要原因。     

论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以甲某非法经营案为切入点

刑事司法解释应当被视为一种准立法。据此,刑事司法解释不应当具有溯及力,新颁布的司法解释的内容不能用以评价司法解释生效前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司法机关可以在同时符合两个限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在量刑环节对被告人予以从轻作为解决问题的破局之策。这两个限定条件是:其一,司法机关所适用的刑事司法解释必须是对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定性和定量的法律依据。其二,在刑事司法解释颁布前,司法机关在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与未来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