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侵权赔偿中的技术分摊难题——从美国废除专利侵权“非法获利”赔偿说起

在确定专利侵权的损害赔偿数额时，要把可归因于覆盖专利技术特征的那部分产品价值从产品整体价值中分摊出来，这可称为技术分摊规则。美国废除专利侵权中非法获利赔偿这一反常做法，引出专利法上的一个重要命题：技术分摊不可能性。在所失利润赔偿计算中，美国用市场分析法代替技术特征法，从而淡化技术分摊规则，扩张了全部市场价值规则。我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运用了技术分摊规则，但没有法律依据，这一现象亟待规范。     

如何向集团赔偿——以集团诉讼中的赔偿估算和分配为中心

普通法系集团诉讼制度中，面向集团的赔偿机制由赔偿金的估算和分配两个程序组成。赔偿金的估算包括个别性估算方法和整体性估算方法。在现代集团诉讼背景下，个别性估算方法不能解决所有集团诉讼的赔偿问题，须由整体性估算方法来弥补缺陷。在整体上确定赔偿总额后，还要按照直接分配、间接分配等方式将赔偿金分配给集团成员。普通法集团诉讼中的“以个别损害赔偿方法为原则，以整体性估算为例外；以直接分配为主，以间接分配为辅”的理念，对于我们克服代表入诉讼制度的体制阻碍具有借鉴价值。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及其适用

现行的《著作权法》、《商标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等对法定赔偿(又称定额赔偿)做了明确规定,但法定赔偿在具体适用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尚待解决。本文以上述法律规定以及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为依据,结合实践,就法定赔偿的适用前提、法定赔偿的力度、与法定赔偿相关的全面赔偿规定,以及法定赔偿金的酌定因素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违约金数额调整的裁量权问题研究

当事人自由约定违约金是合同自由的具体体现，但违约金数额过高或过低，会造成对当事人一方的不公平待遇。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我国合同法都对违约金条款采取了予以干预的原则，但法律的过度干预又将违背合同自由原则。我国合同法实有必要借鉴外国法的经验，适当限制法院和仲裁机构的裁量权。     

美国合同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探析

传统的英美合同法理论认为,侵权责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不能扩展到违约责任中。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方的利益,美国法学界和法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传统原则,允许受害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要求违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如：合同具有个人因素,合同条款无法为受害方提供适当金钱赔偿,违约方在订约时已经或应该预见到其违约行为将导致的精神损害等。笔者在对此进行仔细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提出了建议。     

The Bleak House of Surrogacy: Broidy v. St Helen's and Knowsley Health Authority

This note examines the British case of Broidy v. St Helen's andKnowsley Health Authority in which Margaret Broidy was unsuccessful in anegligence action against the defendant Health Authority following an emergency caesareanoperation in which a hysterectomy had been performed as `essential'. Of particularfeminist interest is the fact that Broidy's claim for, inter alia, the costs of asurrogacy arrangement to be carried out in California was refused on the basis that it wasnot reasonable – the chances of success of the surrogacy arrangement being deemed tooremote. Set within the context of an increasingly prolific number ofworld-wide surrogacy stories, the Broidy decision is analysed as providing a recentillustration of some of the difficult implications of the reproductive option which surrogacyhas now become.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他相关规定对受害方的法律保护

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他相关规定中,拓宽了对医疗事故的界定、扩大了受害方的索赔权利、改变了医疗事故处理的方式、实行了新的证据制度,这都体现了对受害方的保护。     

关于违约金数额调整规则的探讨——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为中心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可以通过裁判方式调整违约金数额。这种规定的逻辑前提有混淆概念之嫌，导致的结果是思维混沌。明确界定违约金的性质是建立违约金调整规则的基础，违约金分为补偿性违约金和惩罚性违约金。《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所规定的违约金性质不仅具有补偿性，也具有惩罚性。当补偿性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时，还应支付赔偿金，故无增加违约金数额的必要；当惩罚性违约金高于实际损失时，一般没有调低的必要。应首先适用意思自治规则，其次才能适用对权利进行适当限制的例外规定。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国际公法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悠久历史,但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精神损害赔偿则是一个新兴话题。鉴于投资条约的特殊建构,投资者固为投资者-国家仲裁体制中的申诉者,因此,申诉者成为国际投资仲裁中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最常见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固为被申诉方的国家没有寻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晚近以来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均表明,这两种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均有发生的可能,为此,有必要结合已有案例,研究国际投资仲裁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未决问题进行尝试性解释。     

英国对精神打击的法律救济及其改革进展

精神打击是指自然人因精神上遭受严重打击或者持久刺激而导致的,独立于身体权、健康权等权利损害的且非一般可容忍的可辨别性损害。英国对精神打击所致损害的法律救济经历了复杂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一系列规则得以创立。英国法律委员会对精神打击救济问题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最终形成了一个改革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却没有得以通过。精神打击法律救济中实际上关系到受害人权益救济和行为自由保护的冲突与协调这一侵权法中的基本矛盾。在协调二者的关系时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找到利益平衡的支点。探寻精神打击的法律救济条件和限制机制应该是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