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纪检口供的证据效力

当前,在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翻供的情况比较突出。在此情况下,可否以纪检口供直接定案,成为司法实践中十分棘手的问题。通过考证现行立法及有关证据法理论,发现纪检口供并不具有刑事诉讼的证据能力,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要解决这一司法难题,必须对现行反腐体制进行改进。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研究

口供由历史上的“证据之王”生成的“无供不录案”证据规则到口供未经补强不得定案的证据法则 ,出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反叛 ;随着诉讼程序正当化和人权保障的深入 ,补强证据法则也由强化自由心证的实质规则转化为自由心证的例外形式规则 ,实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超越式革命。口供补强证据在设定证明案件事实并增强或担保口供证据的基础上 ,应当构建口供补强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完善口供补强证据的规则体系。     

刑讯逼供现象的博弈分析

长久以来 ,刑讯逼供成为制约程序公正实现乃至建设法治国家进程的一大痼疾。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 ,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刑事讯问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追诉者与被追诉者之间的完全与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 ,因此 ,在对追诉者与被追诉者行为分析的基础上 ,合理而充分地利用行为激励机制 ,才能创造出更加有效的遏制刑讯逼供的刑事讯问规则。     

论强制口供的存在必要--沉默权理论与实践反差的思考

沉默权作为西方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被我国接受.然而,它在实践中不仅存在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反差,而且存在法律文化的冲突,更为关键的是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应当照应社会发展的文明趋势,不能以单纯的人权取向为转移.所以,沉默权作为西方一定历史时期的法律产物,未必适应中国社会,未必是先进的诉讼制度,不应当盲目采纳.而强制口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都是普遍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现象,具有不容忽视的存在理由和存在价值.     

作为话语仪式的忏悔——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分析

在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实践中,何其芳主要运用了一种双重性的忏悔话语策略,以此来认同并超越当时正日趋成型的革命文艺话语秩序。其中隐含了主流权力话语重塑或改造诗人主体的运作机制,即通过排除程序和提纯程序来制约主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何其芳的话语困境植根于他的心理困境,也折射了当时面临创作转换的革命作家的普遍文化困境。     

翻供、逼供与沉默权的法理性透视

翻供 ,是近年来刑事司法活动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翻供与逼供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沉默权制度的设立 ,无疑能够有力地根治逼供、消除翻供     

日本裁判员制度的创设与证据法的变动

尽管将于2009年5月21日开始实施的《裁判员法》没有对证据制度作出修改,但裁判员制度的采用将间接地改变原来的证据法。本文从自白规则以及传闻证据两个方面就裁判员制度的创设给日本证据法运用带来的变化进行了阐述,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拷讯论略

拷讯 (即刑讯逼供 )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本文介绍了历代法律对拷讯制度的规定 ,分析了拷讯制度的特点及成因 ,在此基础上探讨古代拷讯对现代司法体制的影响并提出了从立法上消除刑讯逼供的建议。     

促使犯罪嫌疑人态度改变的讯问心理策略

讯问的心理实质是促使犯罪嫌疑人由拒供、谎供到真实供述的态度改变过程。影响犯罪嫌疑人态度改变的因素有认知性因素,情绪情感因素,情景因素,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特征。促使犯罪嫌疑人态度改变的心理策略有,正确利用恐惧唤醒,恰当使用单面或双面证据,合理利用首因与近因效应,有效组织不同层次的说服信息,建立与犯罪嫌疑人的可沟通的关系,设计讯问场所与营造讯问气氛。     

论心理强化与刑讯逼供之屡禁不止问题

强化是一把双刃剑 ,它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也是矫正刑讯逼供的有效方法之一。强化的具体运用是奖励与惩罚 ,奖励应针对质而非量 ;惩罚应加大强度并贯彻到底 ,应多用回报性惩罚 ,替代强化、自我强化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