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乃是基于其对现代社会与政治的全面反思.官僚制是指一种无所不在的现代科层现象,它以自身的“理性”特征区别于其他的支配类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状态.同时,韦伯将正当支配类型分为三种并非武断,而是有其理论关切的.通过对官僚制支配与超凡魅力型支配进行对比考察,韦伯从“日常/非日常”的视角揭示了它们所处理的事务在性质上的差异,由此说明了官僚制特有的局限性以及卡里斯玛型权威的必要性.此外,韦伯式的官僚制研究并不是为了生产专业知识,而是为了获得见识,并且帮助人们更好地对事物作出价值判断.     

通货膨胀形成过程中的硬核研究

通货膨胀是一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痼疾,每当通货膨胀发生时,一国政府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加以治理,但往往收效甚微,这就迫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其形成原因及相应的治理措施。我们发现,除现代经济学中所论述的通货膨胀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没有被提及的原因,这就是人类的欲望。欲望不但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而且是重要原因。由于欲望的特性,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其治理措施也应有别于其他原因引起的通货膨胀。     

论我国公司治理的规范与发展——以"一人公司"制度为背景分析

我国新《公司法》针对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采纳了国内理论研究新成果,借鉴了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在诸多方面体现了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其中一人公司法律地位的确立,则彰显了这一理念.一人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司形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公司理念的极大挑战.因此,探索一人公司的理论根源,深入分析一人公司的法律本质及价值取向,促使该制度在我国当前国情下正常运行,还应进一步加强对一人公司的立法规制,不断规范和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     

论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

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以及有力的证券监管机制 ,是规制内幕交易的法制环境。纵观各国证券立法 ,均采取各种法律手段进行预防与控制 ,其中一些成熟的制度 ,对我国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单位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目前,刑法学界对单位犯罪的概念、构成条件、处罚等问题皆作了较为深入、成熟的探讨,但对单位共同犯罪问题尚缺乏深入的分析,本文对单位参与犯罪能否构成共同犯罪、单位共同犯罪的特征以及单位共同犯罪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重点、疑难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     

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无期徒刑的误区——以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3款的关系为中心

未成年人能否适用无期徒刑,理论上的观点是否定说。其理由是刑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法定最高刑就是无期徒刑;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无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都不能适用无期徒刑。司法实践一直都肯定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无期徒刑,但缺乏正确的理由支持。否定说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法定刑和宣告刑的界限,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含义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决定未成年人的责任时,首先应引用刑法第17条第3款,根据其法定刑,最高可以是死刑,如果不需要判处死刑,就是遵守了刑法第49条的原则。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引用刑法第17条第3款就足够了,但是,在绝对确定的死刑以及情节冲突的情况下,必须引用刑法第49条才能解决问题。由于刑法第49条是个原则性的规定,必须修正才能更好地适用。     

成汉政权及其族属

成汉政权是由南方的少数民族贝宗人所建,李氏宗族是成汉政权历代统治者的主体为期共45年,其势力范围除西南地区外还达到了西北的甘肃境内。与两晋之际出现的众多地方政权相比较,成汉政权和它们都同属于割据性质的地方政权,但却有着自己的诸多的特点:建立政权的时间最早;南部唯一的地方政权;实行武装割据,但并未断绝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关注社会稳定;大规模移民。     

建立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设想

2004年起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启动“为了未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其中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社区矫治是一项重要的对策,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专门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制度。研究我国已实行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地区的先进经验以及国外一些实行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成功经验,拟从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立法、组织领导、队伍建设、人员素质、矫正方案和措施、基金保障、监督考评机制等几方面来探讨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     

The moment you decide,you divide: How politicians assess procedural fairness

Are politicians more rational decision makers than citizens?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ongoing debate by examining how politicians and citizens assess the fairness of the process leading to a controversial policy decision. It contains theories as to why it is tempting to match the favourability of policy decision with a fairness assessment of the preceding process, and how politicians and citizens differ in their approach to the task. Having derived three hypotheses, parallel scenario experiments are run in large samples of Swedish politicians and citizens, in which the outcome and fairness of a policy decision process are manipulated. As predicted, it is found that both politicians and citizens match the favourability of the decision with the assessment of the process, that these self-serving biases are stronger among politicians, and that policy engagement accounts for the group-level difference.     

论侦查假说的三个支点

侦查假说是侦查人员在侦查破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侦查假说具有多元性、层次性和开放性。侦查实践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案件的侦破,侦查假说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侦查工作的成败。侦查实践往往围绕侦查假说展开推理和论证。构建侦查假说,需要在时间层次、空间层次和人物层次之间进行综合考量,形成较完整的有关犯罪假说体系的三个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