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纳归因理论在警察工作中的应用

韦纳的归因理论认为,归因方式不同,个体的行为反应和情感反应也不同。就警察来说,不同的归因方式会影响到警察的情感、成就期望和动机、团队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影响到警察队伍的集体效能感。韦纳的归因理论可以广泛应用于警察选拔、培训和工作激励,帮助警察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提高警察的自信心和工作积极性,进而提高整个警察队伍的集体效能感。     

语义学之刺及其解决方案

德沃金转向的重要前提是所谓的“语义学之刺”。语义学之刺的理论构建及其争议,让理论性争议的理论解释问题重新浮现。审视两种语义学之刺的解决方案,蕴含着何种解决方案更佳的理论争鸣。德沃金的理解以及另一种可能的思考,揭示出理论争鸣的评价标准是相对的启示。     

论非法拘禁罪的犯罪对象

有关非法拘禁罪的犯罪对象问题历来颇有争议,应在学说梳理基础之上进行价值抉择与类型考量。非法拘禁罪的犯罪对象的判定应当以“限定说”和“可能说”为根据,而不能采用“无限定说”和“现实说”,否则会招致明显不当。襁褓中的婴儿、被看护的植物人不能成为非法拘禁罪的犯罪对象;意识清醒的高位截瘫的人、儿童、高度精神病人都能成为非法拘禁罪的犯罪对象。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探索、传承与创新完善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使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新的境界和新的水平。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证据法学是研究证据规则的学科,它是以诉讼活动为基础并存在于诉讼活动中的,以刑事诉讼为例,刑事诉讼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受认识论的指导,因此,证据法学也是以认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另一方面,程序正义论也是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只不过认识论与程序正义论处于不同层次而已,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是以认识论为原则,以程序正义论为例外。     

医疗过失认定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辨析

判断医疗过失必须考虑法律对医务注意义务的具体规定和该技术职称的任职条件的基本要求。（被）容许的危险理论认为对伴随一定危险性但对社会有益和必要的行为,法律应该容许该类行为产生的一定限度的危害结果不构成过失,该理论对认定医疗过失的借鉴价值表现为：其一,医学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在医学发展与绝对保证医疗安全难以两全的利益冲突下,全社会要理解医疗风险,不应使医疗方动辄得咎;其二,医疗方实施医疗活动要以良知与＂善良管理人＂的理性谨慎地进行医疗利益与医疗风险的权衡。     

“情报主导警务”研究综述

"情报主导警务"战略提出后,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情报主导警务的研究逐步从以下几方面深入开展:"情报主导警务"与"信息主导警务"概念之争;"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的内容研究;"情报主导警务"战略的情报源研究;"情报主导警务"工作机制研究;"情报主导警务"战略在专门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情报主导警务"战略的地区模式研究;"情报主导警务"战略发展方向的研究。     

论王稼祥对党建理论的探索与贡献

王稼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与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起草和发表了很多关于党的建设的文件和论著,对军队党的建设、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党际外交等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为党的建设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产业集聚理论对中西部地区发展民营经济的应用分析

产业集聚是区域竞争优势的源泉 ,已成为发达国家、发达地区产业成长的一个显著特征。产业集聚的本质是外部经济 ,这一外部经济的主要来源有劳动市场的共享、专业性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产业集聚可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 ,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扩散 ,形成创业空间集聚的正反馈效应 ,已经成为区域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力量。我国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基础差、总量小、比重低 ,空间上的分散配置存在着私人供给的公共产品溢出效应损失 ,服务产品需求的市场外效应损失 ,信息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损失。改变这一状况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在重点地区实现产业集聚 ,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促进工业化 ,推进城镇化 ,提升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水平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Property and Ownership

Although property lawyers and theorists were always interested in the legal doctrinal constru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in political, moral, or economic justifications of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y very rarely looked into possible psychological root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owers they entail. Similarly, psychologists (whether with a focus on individual or social psychology) provide models for the explanation of a person’s behaviour and the social interactions of humans, but they rarely touch upon property rights at all, and if so, only in brief passing comments. The one extensive study 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perty appeared 75 years ago. This paper looks into modern research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and assesses whether some of the findings can be used to explain a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and importance of property rights. That may also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a moder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 this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