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学因果关系及其证明

侵权法有关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性质与特征,却很难将其直接适用于对特定侵权类型的因果关系判断.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对司法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特定类型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却未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重视.将疫学型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分为一般因与特定因,不但可以从理论上更为清晰地界定此类侵权因果关系的特征,还可以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提供参考框架.证明一般因存在与否的关键证据为流行病学证据,而证明特定因存在与否的证据则包括暴露学、临床医学、病理学等科学证据以及其他的一般证据.在对科学证据进行司法审查的基础上,结合其他证据和具体案情对因果关系作出司法判断,才有可能对疫学型环境侵权案件作出合理判决.     

建议设立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罪

社会保险费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采用行政处罚不足以遏制其滋生蔓延。为保证社会保险费的及时、足额征收,必须运用刑罚手段制裁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     

证人出庭制度研究——从完善刑事诉讼的视角谈起

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中的一种,对于查清案件事实十分的重要.但是在目前的诉讼中尤其是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证人出庭率却十分低,从各地的统计数字来看,证人出庭率普遍不足5%.甚至在一些案件中,证言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作为陈述证言的证人却拒不出庭,其实就意味着证据没有经过质证.所以,在运用这种证据的时候,应该十分谨慎.要求证人出庭接受审查等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试从刑事诉讼人手,分析解决证人在诉讼中出庭的问题.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行政听证作为听证制度的一种,体现了公正、公开、民主原则,具有其他手段所难以达到的独特功能。其对促进国家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保障公民参与国家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实施效果看,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通过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考察,剖析我国行政听政制度之缺陷,进而提出相关的改进和完善措施,以求实现我国依法行政的目的。     

论民法视野下人体医学试验损害的救济

人体医学试验不应因其具有公益性质而漠视受试者的权利。为了保护受试者的利益,研究者和受试者订立的知情同意书应该视为合同。试验过程中,受试者受到人身损害,可以选择向研究者提起违约之诉或者侵权之诉要求研究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论选择违约之诉还是选择侵权之诉,均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受试者的自冒风险行为可以作为免除研究者民事责任的事由,当然,研究者和受试者也可以就受试者自冒风险行为所招致的损害约定分担。     

“梁丽案”定性分析——兼谈盗窃罪、侵占罪以及非罪的界限

刑法中的持有物、遗忘物、遗弃物并不是相同的概念;财产犯罪的主观认识内容包括对全体客观的构成要素的认识;侵占罪中的"拒不退还"应是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对"梁丽案"的定性应区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     

包庇罪作假证明问题分析——兼谈包庇罪与伪证罪的区别

作假证明是包庇罪的核心行为,从作假证明的主体、阶段、行为及目的要素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与伪证罪的相关问题进行比较,会更好地解决包庇罪与伪证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具体说来,作假证明的主体应包括被害人,发生的阶段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为方式是积极的作为方式,目的是使犯罪的人逃避法律制裁。     

专家证言的概念性挑战

本文重点考察了专家知识与案件审理模式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案件审理是一种教育性活动,其间,事实认定者应能够理解、处理和思考证据,并得出理性的结论。这一过程反映了审理中准确事实认定的根本重要性,若没有准确的事实认定,权利和义务便是空谈。专家证据通常涉及一种遵从性而非教育性的诉讼程序模式,从这一点上来说其有悖于常规的审判理想状态。本文讨论了这一发展过程、其形成原因及其后果。若要实现审判的理想状态,那么替代性措施（即所有证据应以教育性模式呈现）则更为优越。如果证据无法以此种方式（教育性模式）呈现,那么在审理过程中通过证据所展现的待证事项便无法与常规的审判理想状态保持一致。     

司法理念的更新与冤案的终结——以对刑讯逼供深度分析为切入点

在我国近年发生的影响较大的冤案中普遍存在刑讯逼供现象,这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刑诉传统所致,而偏重口供证据则根源于追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司法理想。但这一司法理想很难通过构建一整套标准清晰、便于操作的制度体系将其转化为现实。当前口供——事实——客观事实这一闭合链条,使最理想的司法追求在实践中通常会转变成最现实的司法,想尽一切让当事人把事实说出来。这既是口供被视为证据之王的现实动力,亦是刑讯逼供难以根除的文化根源。要想从根本上破解这些难题、彻底终结冤案的发生,应当以理智的态度努力完成从以客观事实到以法律事实为基础的司法理念的更新,重新构建司法公信力。     

Population displacement in the baltic reg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refugee studies’ to refugee histo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Baltic migration, and particularly the experience of forced migration, relates to broader comparative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debates in the emerging field of refugee history.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impact of two world war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the Baltic,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ways in which refugees from the Baltic and elsewhere have related their experienc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multiple readings of population displacement that historians need to entert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