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理的改革

文章对适用刑事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的改革重新进行审视 ,认为就目前而言 ,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有两种 :一种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简易程序 ,另一种是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所适用的简化了的普通程序。文章对这两种程序进行了评价 ,认为只有配套改革方能达到理想效果。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同样应遵守中立的原则并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文章还对“辩诉交易”制度进行了分析 ,认为美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不适合我国的法治环境 ,不应简单模仿。     

股东派生诉讼的法理探析

股东派生诉讼已被我国司法实践所接受 ,但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几乎没有涉及到股东派生诉讼 ,这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惑。而西方公司法及其理论相当成熟 ,在修改公司法或作出司法解释时应当借鉴这些理论及做法。因此从法理上探寻股东派生诉权的源由 ,梳理派生诉讼的股东主体资格条件 ,明确提起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 ,厘定被告主体及其侵害行为的范围 ,对于司法实践和完善立法都有现实意义     

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股东诉讼是保护股东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实施,股东派生诉讼案件已不乏其例,并呈上升趋势,有些司法实践上的问题亟待解决。分析该制度的价值,并从原告股东资格、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问题、股东派生诉讼被告的确立以及股东派生诉讼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等方面进行评析。     

《香港基本法》解释的权限和程序问题探析

《香港基本法》是全国的宪法性法律,是香港特区的根本法。为了落实"一国两制"的精神,《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其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香港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授予香港各级法院附条件的《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由于二者的立场、视角、法律传统和利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因而在立法解释模式和司法解释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碰撞。《香港基本法》在解释主体、权限和程序设定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在实践中也引发了宪法危机,因此,应该针对存在的问题,逐步加以完善。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监察调查制度构建与完善

我国《监察法》非常重视涉案财物调查程序之正当性,针对搜查、扣押等调查工作确立了强制录音录像制度。但是,目前刑事涉案财物调查体系制度定位仍存在偏差,如未能体现其财产保全价值;监察机关能否对刑事涉案财物进行实体处分,立法方面语焉不详;利害关系人之权利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应当以人财并重理念及程序正义原则为指导,强调对物调查之财产保全价值;检察机关应成为财产保全及实体处分的决定主体,加强检察权对监察权的制衡与监督;细化和完善利害关系人之程序性权利,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体的程序救济机制。     

排除民事非法证据的伦理基础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予以排除。排除民事非法证据首先具有群体性的伦理基础,目的在于维系用于凝聚社会和传承民族时代精神的伦理善观念;其次具有个体化的伦理基础,为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人格尊严和权利的个体化伦理善观念所必要;最后是程序正义的法伦理的内在要求。     

完善我国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构想

法院民事调解制度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有些规定甚至与现代法治的理念格格不入,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对调解程序、适用范围、效力以及相关制度进行构建,使调解制度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论行政程序中的时效制度

行政时效是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基本制度,法律后果是行政时效制度的核心要素。现代行政时效的设计应当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有所差异化。研究和科学制定行政时效制度对于今后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刑事诉讼谦抑论

刑事诉讼谦抑具有历史规律、思想理念、法律制定等三个层面的含义,包括萎缩性、最后性、克制性、妥协性、宽容性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刑事诉讼谦抑化的过程以及谦抑理念的形成,具有广泛而坚实的刑事法一体化基础:刑法学基础、犯罪学基础、刑事政策学基础。应当考虑我国的制约因素,结合刑事诉讼谦抑的价值与限度,有意识地把谦抑理念逐渐融入到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当中,以期形成较系统的谦抑制度。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新探

罗森贝克通过对实体法规范的精细分析,提出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规范说。罗氏从实体法入手研究证明责任分配的方法对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我国刑法规范之间存在着犯罪构成要件规范与阻却犯罪成立规范的对立,从重处罪规范与从轻、减轻、免除处罚规范的对立。我国刑事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应是控辩双方应对有利于己方的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