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的价值冲突与价值选择

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程序公正与工具主义、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为解决这三项冲突,我国进行了一些探索,但并未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要根本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在这几对矛盾中选择其一作为有限价值。文章认为,应当确立保障人权优于惩罚犯罪、程序公正优于工具主义、公民权利优于国家权力的刑事诉讼价值观。     

论社会权可诉性

社会权能否进行司法救济的问题,映射了基本权利现状。国内反对将社会权纳入司法救济范围的观点认为,社会权是积极权利,具有不确定性,同时违反了三权分立原则和民主原则,因而具有不可诉性。以上四点理由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人权保护的迫切需求已经不能容忍社会权徘徊在法院大门之外,将社会权视为具有可诉性的基本权利,有助于加大社会权保护力度。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研究之四

依法、科学、合理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程序,是治安管理处罚合法、公正实施的有效保证,同时对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和谐农村的司法救济缺位研究

中国村民自治进程中,农民权利受到侵害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何有效保障村民自治权利不受干涉和破坏,就是农村司法救济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巨大挑战.但结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当前农村司法救济体系无论在制度建设上还是在现实执行中,都存在重大的缺位现象,扎实健全和推进农村司法救济建设已成为构建和谐农村的关键所在.     

关于人民监督员选任机制的思考

现行的人民监督员选任机制存在选任范围过窄、选任资格条件规定不明、选任程序缺乏规范和透明度等问题,不利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健康发展。因此,需从拓宽人民监督员的选任范围、明确人民监督员业务素质的标准、改革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程序等方面予以完善。     

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律思考

社区矫正是刑罚制度改革的产物,我国探索性地开展这项工作,但存在立法滞后、制度尚不健全、总体发展水平偏低、管理手段和矫正队伍素质不高、没有科学的再犯预测和监督控制机制。因此,加紧社区矫正的立法、完善科学的裁量机制、健全的执行体系是当务之急,以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论口供的证明力

口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供述,关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和揭发同案被告人的攀供。口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这也是口供得以发挥证明作用的基础。由于口供的来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必须对口供的证明力加以限制。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讨论中,尚有一些问题应当受到关注,本文就刑事二审审判中的诉讼关系问题、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两者间的衔接问题、行政机关司法化问题、司法机关行政化问题及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改造等问题分别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独到的新颖见解。     

小额诉讼中强制与合意之调适

我国现行小额诉讼程序存在着过度僵化适用的情形,主要表现在案件限额标准之上。强制性是小额诉讼程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通过对小额诉讼强制性表征的分析,发现当前司法实践中已经逐步确认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小额诉讼制度。合意适用进入小额诉讼是完善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最佳路径,通过在小额诉讼中加入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平衡小额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扩大小额诉讼适用的范围。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运作模式,根据诉讼标的额的大小分别确定强制性适用、合意性适用和强制性不适用的层次空间。     

域外医疗损害无过失补偿制度研究

如何实现医疗损害的合理分担和对医疗损害被害人的充分救济,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新西兰、瑞典、美国和法国等国家都较为重视对医疗损害被害人的补偿,先后建立了契合本国实际的、各具特色的医疗损害无过失补偿制度,并以立法和修法的形式实现制度的确立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