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利润及其分配的税收筹划

国家强调依法征收,对纳税人要求依法纳税,在这种大的法制环境下,站在纳税人的角度,如何正确理解税法的规定,对纳税人节税有着重要意义。探讨如何正确调整计税所得额及所得税后利润分配,如何使纳税人取得节税的利益等可以帮助纳税人学税法、懂税法,使自身利益得到保障。     

论程序公正优先原则

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都是诉讼追求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目标 ,程序公正优先原则是要求我们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发生冲突而且必须由一方作出牺牲的时候 ,程序公正应当居于优先照顾的地位。程序公正优先原则维护的是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 ,同现代法治和民主具有内在的、天然的联系 ;它排斥的是干扰司法自治的社会和政治权力 ,与专制和独裁势不两立     

经行政程序处理完的事情，当事人能否请求司法救济

请求司法救济是公民、法人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手段,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当事人不能正确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且将行政程序处理完的事情请求司法救济。本文作者从几个方面分析了该案当事人的脱法行为,阐述了行政程序与法律程序在该案中适用范围及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发展计划

“用市场经济手段来提高效率,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的实质。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计划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应当认真研究改进计划的制定及管理方法。着重分析了长期计划、中期计划、专项计划及年度计划四种发展计划的主要内容、制定方法与关键技术,强调了POSMEP法在编制发展计划时的重要作用。最后,建议设立负责全面策划和统筹协调的总体计划部门以便更好地促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习惯法的刑事司法适用：举证与审查

习惯法之刑事实体机能的挖掘,最终是为其进入刑事司法操作开辟道路。本文的理论意图在于,对习惯法在刑事司法操作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难题予以探讨。文章着重分析了习惯法的举证与审查问题。对前一问题而言,文章首先剖析了习惯法作为“事实”的性格,由此确立了其作为待证对象的地位。其次,文章结合习惯法在整体犯罪论结构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分而治之地探讨了其举证责任的分配机理。就后一问题而言,文章主要从审查的必要、内容、标准等几个侧面入手,进行了讨论。其中,特别突出了民事上“公序良俗”原则之于习惯法刑事司法审查的重要意义。     

社会资本与正义的实现

社会资本是倍受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与国家已不能也无力承担起正义实现的全部内容,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为正义实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丰富的社会资本能使公民自觉并自愿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调剂,以实现社会经济平等;提高公民道德自律,确保公民自由的实现;并使社会拥有大量社会信任与自组织网络,增强社会合作,实现社会正义。     

推动检察机关基层法警队伍建设发展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加速，社会管理创新的滞后，客观地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如此，给政府和公安司法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强化执法为民的履职能力建设和司法机关自身安保力量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标准。但检察机关基层法警队伍建设的现状与履职能力的客观要求，差距较大。所以，推动检察机关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持续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解构与承继：《韩非子》法治理念的时代转换

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系统地考察了历史统治经验,在先秦法家人物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了法治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限于历史条件,韩非的法治理论显现出了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工具性以及法治手段的极端性,这和现代法治理念相差甚远,但是其中的法本理念、法不两适、法不阿贵等对现在的法治建设依然有积极意义.     

司法的中国特色

中国司法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本土化”与“普适化”碰撞和平衡的难题与困境.政治制度的复杂多样性、司法文化传统、国情、大国崛起的使命、政治主体的自决性等多元因素,决定了中国司法应当保持自身特色.与世界通行司法规律兼容,体现高效、便捷,满足民众实质正义的心理期待,维护社会稳定,捍卫国家主权,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是中国司法应当具有的特色.合理平衡和协调政治化的司法与技术化的司法、专业化的司法与大众化的司法、克制化的司法与能动化的司法,是打造司法的中国特色的重要路径.     

Th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Rule of Strict Exclusion of Illegal Evidence”

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lie not only in the prevention of mistrial, but also in the manifestation of procedural justice, the regulation of judicial conduct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rule of strict exclusion of illegal evidence” has made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practical problem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Many provisions in this rule are much more strict than before, such as further defining the scope of illegal oral evidence, clarifying the method of excluding the repeated confessions, emphasizing the timeliness of exclusion of illegal evidence and the synchronization of supervision of investigation, attaching the importance of col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rocess evidence, and exerting the review of the legitimacy of evidence in pre-trial conference.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rule of strict exclusion of illegal evidence”, we should continue to focu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ensuring its function of post-punishment and illegal pre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