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规范的审查标准与立法者的裁量余地——以德美两国为例

无论在大陆法系的德国,还是英美法系的美国,平等规范都是司法审查最为借重的依据之一。但是,由于平等规范与其它宪法规范相比更为抽象和空洞,它的具体适用问题也更显复杂。实践中,德美两国各自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审查标准去适应“平等”判断的要求。由于立法者的裁量余地是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它构成了贯穿平等规范审查标准理论发展的一条线索,是从理论上澄清平等原则审查标准之原委所不可逾越的部分。因此,有必要从立法者的裁量余地入手,对德美两国的不同审查标准进行比较分析,借助“原则”理论,从立法者裁量余地变化的原因的角度,对审查标准背后的运作机理进行解读。     

司法消极主义方法

司法消极主义是法院在宪法诉讼中对立法或行政实施宪法审查时采取的一种传统价值立场。消极主义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体现出来，即程序方法和实体方法。程序方法包含拒发调卷令等多种方法，实体方法则主要有司法节俭和政治问题两种。     

在历史、模式与理念之间——通过最高法院与宪法法院的合宪性控制

伴随司法之社会控制功能的增长以及合宪性控制机制的深度发展,在很多国家,“最高法院违宪审查”作为一术语在法律制度的概念范畴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宪法法院违宪审查”也作为一项专门宪政制度在诸多国家得到了良好践行。本文以最高法院与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为主线,从历史、制度与理念层面比较探讨这一问题,并分析我国的违宪审查问题,以求为建构我国合宪性控制机制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思维空间。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法合宪审查

刑法合宪审查是实现刑事法治、推进宪政进程的重要方面。刑法合宪审查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立足基点。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具有传统的法外入罪禁止机能 ,而且能够延伸出崭新的法内出罪正当化解释机能。我国 97刑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扭曲了现代罪刑法定的价值旨趣 ,导致了我国刑法合宪审查的机能缺损。只有在真正确认已成国际共识话语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其法外入罪禁止与出罪正当化解释双重机能 ,同时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才能建构有效的刑法合宪审查机制。     

污染源普查:官方主导抑或排污方主动申报——评《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及其实施方式

全国性污染源普查——覆盖全国范围内全部污染源的调查——是必要的。但如何普查才能使效果既显著、花费又最低则是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所规定的普查方式与本文设计的调查流程具有相同的机理：信赖排污方，相信其填报数据的真实性。但是前者调查成本远远高于后者，而调查效果和效率都不及后者。因此需要彻底反思现有的普查体制，废止该实施方式。     

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反思

新中国经济发展呈现阶段性、周期性、循环往复性的特点 ,是在逐步摸索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回顾反思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史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探析

收养必须符合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并同时履行收养法定程序,才能产生法律效力。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登记为形式要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这与我国港、澳、台地区收养制度存在冲突,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收养的国家监督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趋势不相吻合。立法上有必要明确赋予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取消收养登记机关宣告收养无效的权力。     

行政复议维持决定的可诉性

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使公民权利得到行政救济成为可能。但行政诉讼对行政复议的司法监督体制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应当从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对行政复议维持决定实行司法审查,以加强司法监督,为公民提供更充分的救济。     

刑事审级制度的哲学与法理基础

刑事审级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它的构建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司法的统一性、正义性、终局性和权威性的实现。希冀通过对刑事审级制度的哲学和法理基础的分析,来抛砖引玉,为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充实理论依据。     

Opening a window into police internal affairs: Impact of procedural justice reform on third-party attitude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a procedural innovation on justice judgments made by third party observers. The innovation invol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view panel with civilian participants to monitor a police department's investigation of allegations of misconduct against its officers. The study distinguishes the impact on racial minority observers from that on racial majority observers. Data suggest that the innovation had a positive, though differing, impact on the justice judgments of both minority and majority obser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