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权利·权威

国家权力的合法存在是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权利为前提和目的的。国家权力的依法行使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动力和目标的。实施权力是维护权利的保证,保障权利是制约权力的基础,体现权威是行使权力的根本。权威只有建立在至高无上的国家法律基础之上,人民权利才有根本保障,国家权力才有合法权威,从而真正体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论知识产权法制对“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李约瑟博士提出的近代西方国家为何兴起与中国为何衰落的名的“李约瑟难题”的精神实质,在于探求东西方科技与经济发展动因的差异。知识产权法制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破解具有重要的意义。东西方知识产权法制的缺失和奠立是形成和破解这一难题的一把钥匙。关注和研究“李约瑟难题”并从知识产权法制的角度进行破解,对于我国当今的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于挪用公款罪犯罪客体的探讨

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贪污贿赂罪的同类客体,本身内容并不清楚,不宜作为挪用公款罪的直接客体。挪用公款罪的直接客体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对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的不可侵犯性和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本身。挪用公款罪的本质是"公款私用"。其特点有二:一是滥用职权,二是个人非法获得利益。     

“亲亲相隐”与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由于证人与被证明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如夫妻关系、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等’等,使其作证不仅损害天伦或职业道德,而且其证言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对此,中国古代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亲亲相隐”为核心的亲属之间的举证制度。欧美一些国家在证据制度中也确立了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对于有效地保护公民人权,捍卫传统的伦理道德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作用。     

论我国执行救济制度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文章指出我国现行法中规定执行救济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 ,明确公正与效率、分权与制衡是确立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基本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 ,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进行构想     

沉默权不该再沉默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司法准则接轨的步伐加快,特别是1998年10月我国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后,沉默权问题已成为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刑事诉讼法研究的热点。我国目前应制定沉默权制度,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关于“唯一指定产品”称号的法律思考

“唯一指定产品”称号已频繁出现于各种广告之中 ,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广泛适用 ,对活跃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唯一指定产品”称号在本质上应属于商誉权 ,国家应适时立法对其进行依法保护。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实施

虽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前者并非"二等权利",也是文明人类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经社文权利的实施主要通过立法及行政措施,其中一部分也可获得缔约国国内司法救济.在国际层面,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国家履行经社文公约的情况进行监督.全球化进程将促进经社文权利的实现.     

关于"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许多案例表明,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将给侦查破案造成不利的影响,最早确立沉默权的英国从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发现沉默权规定不利于查明案情,于1994年对沉默权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美国对实施了30多年的"米兰达规则"也提出了疑问,并通过判例规定了"米兰达规则"的若干例外.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精髓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允许其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但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其实际意义就是限制警察的讯问权.我们不主张沉默权,并不意味着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在某些案件中,口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但我们必须坚持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逼取口供.刑事诉讼证据较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要复杂得多,如果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则无异为侦查工作设置障碍,将造成案件久侦难破.     

建筑物区分所有相邻权研究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仅是在附属于土地当然使用的空间的内部区分,而不是独立的空间权,它必然享有土地使用权。本文在研究了建筑物区分所有相邻权的基本特征与社会表现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区分所有相邻权争议的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