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权概念之理论源流与界定

期待权相对于传统民事权利类型,从理论上可以说是一种处于取得物权途中的新型权利。它活生生地存在于社会生活,当权利的取得在时间或效力上具有了不同的程度,就可能产生期待权。为了保障期待利益不受减损并顺利转化成完整权利,法律赋予期待权保障和防御的效力,可对抗相对人、任意第三人的妨害行为。期待权因受到法律的完备保护而具有预先效力,获得权利取得的确定性和独立的可让与性。     

论执行过程中的法官释明问题

在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当生效法律文书进入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后,因为语言文字本身的局限、执行风险的存在以及司法权威的缺失等原因,执行释明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执行释明权的对象主要包括执行根据、执行措施、执行风险等。这种释明权要受到正义理念、科学方法论、解释规则、法官素质等约束。     

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双务合同在破产程序中的命运——德国支付不能法第103条

破产程序中如何对待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双务合同是破产程序的重要问题。破产程序的开启对合同履行产生怎样的效力，德国司法判决和学说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达成共识。1999年1月生效的德国支付不能法将破产管理人的选择权清晰地写进第103条，明确了合同双方履行请求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命运。     

再论生命权的损害赔偿

生命权受害给死者亲属造成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两部分.精神损害是直接性的,物质损失既有直接性的也有间接性的,而间接性的物质损失所占比重远大于直接性的物质损失.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死亡赔偿结果的"同命不同价"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我国法律法规对生命权受害的赔偿内容过于侧重于死者亲属的间接物质损失.但是,相较而言,间接性的物质损失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现实性,死亡赔偿制度将其作为侧重点是不科学的,导致的问题也不易解决.生命权损害赔偿的内容,应注重精神损害赔偿,体现生命的精神价值.间接性物质损失的赔偿,只需赔偿受抚养人生活费即可.通过这种整治,同命不同价的命题有望得到破解.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司法宪章》探析——以学生权利为视角

斯坦福大学《学生司法宪章》在受指控学生的权利保护方面规定了二十二项具体内容，在普通学生的权利保护方面突出了尊重其平等参与权的特点。这些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充分体现了权利平等、正当程序、人民主权的思想，同时也让民主治校的理念成为现实，这些重要意义也能对我国高校学生处分程序制度设计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教育的宪法学解读

教育事关公民素养的生成、国家科学技术的发达;其对于国家、社会,乃至公民个人意义重大,并早已成为宪法所关注的事项之一.各国宪法就教育问题从受教育权、教育自由、家庭教育、宗教教育、义务教育、政府责任等不同方面予以规定.尽管涉及的角度不同,但从宪法学视角上看,教育的意义在于它既是政府的一项责任,同时也是公民的一项自由.     

浅论刑事侦查中的沉默权问题

无论是为了在侦查工作中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还是为了实现侦查工作的根本目的，都有必要明确设立沉默权制度。目前，我国已具备设立沉默权制度的环境条件，但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和谐社会下的监狱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语境下，我国监狱行刑主体单一的现状必须进行改革，应导入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即让罪犯、非政府组织（NG0）、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公民和监狱在监狱行刑活动中拥有相应的话语权。这是监狱本身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责任、公民社会发育渐趋成熟等诸多方面的必然要求。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的路径选择和模式构建上：一是要解决法律的挈肘，修改或补充法律条款：二是要立足我国监狱行刑实践．把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分为六个层次和三个发展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行刑改革，以更好地实现人们对“新程序正义”的诉求和期待。     

论行政信息公开的除外范围──由"郑州首例政府机关涉嫌侵犯公民知情权案"引发的思考

由河南郑州一普通市民因查询政府部门发给"'咪表'公司"的规划许可证及相关材料而遭到拒绝,引发了一场"民告官"的官司,也引起了社会的很大反响,激发了民众对公民"知情权"的各种思考.笔者以该案件为切入点,简单介绍了公民知情权制度,接着进一步讨论了其核心制度──"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然后结合本案,重点分析了该制度的范围及除外范围.为了防范行政机关以"国家秘密"为名义而规避公开责任,笔者认为应该从制度上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之法哲学考量与实证分析

尊重和保护人权是传统国际法主体应尽的责任。跨国公司作为私的行为主体，是否应当承担国际人权责任或言承担何种性质的国际人权责任，尚无普遍共识。在民族、国家并存的国际社会结构体系内，基于人权目的，由跨国公司母国及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人权违反行为实施防范或惩处行动，被设定为最佳模式。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制定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体系的行动，表达中国立场。在构建政府主导模式的同时，我国应充分培育和发挥民间人权力量，推动跨国公司尊重和保护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