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浙江监狱改良与日本

本文为中国近代转型时期以日本为媒介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个案事例研究。着重关注的是清末官绅对日考察,不同于已有较多成果的清末留日研究。据《申报》记载,包括浙江在内的十省于1906年联合派遣正佐官员五十名赴日考察监狱。该史料已为相关研究者所关注,但这些"调查日本监狱员"在日考察的实际状况和回国后的活动至今不为人知。在梳理浙江省派员名单,挖掘其在日活动史料基础上,进一步追踪其中三人回国后在浙江省监狱改良中作出的贡献。     

试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发展

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历来都十分重视弘扬与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时代发展要求，进一步传承和创新了中华民族精神，使之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     

“教、学、练、战”一体化视阈下的国内安全保卫专业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国内安全保卫专业的设立对国内安全保卫专业教学及人才培养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参照公安院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教、学、练、战"一体化视阈下的国内安全保卫专业建设、发展与创新途径进行了思考和总结。具体而言应主要从"教"层面的专业定位,"学"层面的课程体系构建,"练"层面的教学方法创新和"战"层面的实践能力培养几个方面入手进行专业建设。     

论刑事没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分析

在对腐败犯罪所得没收程序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明确要求。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不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针对贪污罪、受贿罪,立法有必要确立没收犯罪所得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而是基于公平性和公共政策、举证便利性因素的合理选择。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司法认定中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恶意透支作出了进一步规定,并确定了"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限制条件。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两次催收的认定、三个月的宽限期计算等问题仍存在争议,本文试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试论建立健全我国海外流失文物追索法律制度——从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境外成功追回谈起

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境外成功追回，得益于法律保障、专业技术和国际合作三个方面。但我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工作仍很严峻。我国在海外流失文物追索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法律困境包括证据资料搜集困难，缺乏适格诉讼主体，欠缺稳定的专业技术支持以及缺少专门追索机构。我国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制定《流失文物追索法》，对流失文物的性质、所有权归属以及追索原则等问题予以系统规定，并应成立专门的追索机构，从而有效解决追索过程中的法律依据、证据以及专业技术支持等问题。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one country two systems"Horizon

" one country, peaceful reunification" policy put forward, which has existed for more than 30 set. People have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peace framework.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developm...     

愿景与现实的矛盾触碰--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东南亚心理战略的筹划、实施与结果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渗透，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下，心理战略委员会特别成立了一个东南亚计划小组来负责制定编号为PSB D-23号的东南亚心理战略计划。但是，在PSB D-23号文件筹划过程中，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部门对如何扩大在东南亚的心理战略计划有不同的看法，使得该文件的制定过程颇多磨难。虽然经过妥协，该计划最终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但其实施效果却不应过分夸大。     

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再认识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建树,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既有理论上的创见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性。它是一把时代的钥匙,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但是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就其精神本质而言,对于处理今天的社会矛盾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空间法中的国籍联系

“国籍联系”在《外空条约》、《责任公约》、《登记公约》和《营救协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界定“本国活动”、“有关国家”、“发射国”、“登记国”的重要标准，是判断“私人行为的归责性”的重要导向，是私人、空间物体的国籍国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是划分空间活动责任、风险的重要标准，是空间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