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付不能的基本问题及体系建构

给付不能在传统给付障碍法的三叠纪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现代债法学理表明,不仅给付不能所具有的这种重要地位应当受到质疑,而且规制给付不能的法律体系也应当一并受到质疑。现代债法给付障碍体系的规制应当采取以法律效果为核心的救济进路;科学、逻辑且先进的中国民法典也应当采取这样的体系。     

对我国食品召回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写在食品安全法通过之前

食品召回制度是食品安全和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必然要求。食品召回作为一项制度创新,能有效抑制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通过制度向消费者作出质量承诺,消除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信任,形成对市场行为的确定性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整体效益。目前,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尚不成熟,企业生产方式,政府管理体制,技术和标准的管理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各项配套制度,在短时间内无法与该制度的实施相适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加以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和理性的预期。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外部民主评议模式——对南京市“万人评议机关”再研究

通过绩效评估可以提高政府效率，促使政府更好地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对于地方政府，外部民主评议模式比传统的上级政府外部监督模式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中国现阶段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可以扩大民泉有序地参与政治，推动地方政府更积极地承担地方建设发展责任，而不是一味靠上级政府的压力与刺激进行地方治理。     

表见代理的经济分析

表见代理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效率,即以最小的预防成本预防表见代理纠纷的发生,从而促进交易并降低社会成本.表见代理是否成立,应当取决于相对人预防成本是否比本人的更大.相对人的善意无过失,可界定为相对人投入了不低于最佳预防的预防成本.经济分析表明,表见代理的适用不以本人过失为要件.     

韩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富川市构建平衡计分卡系统为例

近年来,韩国在运用平衡计分卡改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上成效显著。富川市是在韩国构建平衡计分卡系统的标杆组织,其经验对平衡计分卡的中国化具有以下几点启示:要明确引进平衡计分卡的目的;要提高公务员对平衡计分卡系统的认识水平;要以培养内部专家为主;对新的绩效管理体系的开发不急于求成;指标的设置要力求真实反映国情民意及地区之间的差异;实施完整的变革管理程序;要谨慎处理公民参与评价的程度。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立法构想

我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已经开始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但尚处于自发状态,且缺乏相关立法。建议通过立法规范政府绩效评估,遵循地方立法先行、以地方立法推动中央立法的路径。立法应当主要规定政府绩效评估的基本原则、绩效评估主体、绩效评估的程序、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结果的运用等问题。     

浅谈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效率优势

环境公益诉讼在节省交易成本、提供激励、诉讼效果、效率等方面有诸多优势，可最大化并迅速地保护环境；政府在解决与公共物品相关的问题时有着明显的优势，民众亦可通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正是立足于社会成本最小化的制度性设计。     

从代价论视角观看当代中国发展

代价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该文深入阐述了研究代价的必要性,立足社会发展代价的基本内涵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代价的具体体现两个维度,指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坚持正确的社会发展代价观应遵循合真性、合善性与合美性相统一,前瞻性与后补性、主导性与全面性相结合和低代价的和谐发展原则。     

警察如何公开信息——从“邓玉娇案”引发的思考

“邓玉娇案”引发了社会对警察公开信息行为的关注。警察行为代表了国家权力，警察的不当信息公开行为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大众对刑事侦查的信任危机。警察公开信息行为具有回应性、职权性、不确定性和事实性的特点。规范的警察信息公开制度需要坚持公共立场，防止地方权力干预，运用正当程序公开信息，还需要全面提高警察的素质。警察在刑事侦查中，依据案件的被关注程度与案件的隐私状况作出不同的解释，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实现信息公开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刑事和解的成本收益分析——以"经济人"预设为理论前提

刑事纠纷中的双方和国家都可以被视为经济人,根据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对于重视获得补偿的被害人和有支付能力的加害人,从和解中获得的利益要大于从正规诉讼程序中获得的利益。从立法、司法和刑事法目的实现的角度,国家扩大刑事和解范围,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也是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