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范围

行政抗诉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尽如人意,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现行有关规定对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范围的规定存在不足。本文拟对这些规定进行检讨,并尝试从理论上对其完善进行一些探索。     

我国跨境职务罪案协查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职务犯罪向境外发展是新时期廉政建设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内地与港澳之间在控制此类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已建立起个案协查机制,并根据情况变化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为适应港澳回归和“入世”的需要,法域间应当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提高合作档次,加大追逃追赃力度,制订协助法律规范,以健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法制环境。     

在合同自由与社会公益之间——特许权配置解析

纵向限制一直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难点,这是因为此类行为多有促进品牌间竞争和抑制品牌内竞争的双重效应,如何取舍殊为不易。美国反托拉斯法对地域限制等纵向限制行为的百年规制历史表明:借助普通法合同自由与社会公益的二元分析框架来界定特许权限范围存在知识上的缺陷,只有同时引入经济分析等其他分析工具才可能对特许权的恰当配置作出更为理性的判断,过于膨胀的权利话语无益于复杂经济问题的解决。     

检察机关以非公诉方式参与民事诉讼刍议

以支持起诉、监督起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表现形式的非公诉方式是检察机关以非公诉方式参与民事诉讼的适当方式,它既有现实需要的必要性,又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在确定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范围时,一定要把握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一基本原则,在参与方式上注意其自身的形式和程序要求。     

论丢失枪支不报罪之限制处罚范围要素

丢失枪支不报罪的危害行为是过失导致枪支丢失,而不是丢失枪支后不及时报告;不及时报告与严重后果之间并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它既不是危害行为也不是危害结果,而只是一种限制处罚范围之要素;判断是否“及时报告”应着眼于客观上是否在危害后果发生之前的合理时间内报告,而与行为人何时明知或应知枪支丢失没有关系。     

我国引航法律制度研究

引航,旧称引水、领港、领江,是指在一定的引航区域内（港口或内河）,专门性的从业人员（即引航员）登上船舶,为船舶指引航向,把船舶安全地引进、带出港口或在港内移泊。引航是一种资源,具有公益性和主权性。引航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提供公共服务。由于港口的航道条件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天然屏障,事关一国的国防,因而按照国际惯例,引航员必须由本国人担任,并且对出入港口的外国籍船舶实行强制引航。这是一个国家引航权的体现,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本文针对我国引航体制改革,结合国际相关立法,对我国引航法律制度所涉及引航管理体制模式、引航机构资质管理、引航员资质管理以及引航作业中法律责任加以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解读

《刑法》第388条之一是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该法条来源于《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之增设性规定,旨在从严预防和惩治贿赂犯罪。尤其是针对以往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他们的"身边人"等)索取或收受贿赂后因惩处缺位而借以逃脱法律制裁的状况,立法上作出了相应的改进。然而,在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罪名后,必须考虑其与原有的贿赂犯罪罪刑体系如何衔接与协调,特别是有必要对该罪的罪名确定、主体范围、行为特征以及司法适用等问题进行深刻地解读。     

“修改不得超范围”原则法律论争的若干问题

《专利法》第33条规定了"修改不得超范围"原则。但如何理解和适用该原则,专利审查部门与实务界在此原则上存在分歧与争论。例如,关于《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目的之争;关于如何理解"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之争;关于修改原则与修改方式、修改时机之争;关于修改与"禁止反悔"原则的关系之争等。从专利法的原理体系出发,针对上述法律论争做出简要介绍与评论,以期业内全面探讨"修改不得超范围"原则。     

完善我国合同解释制度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在合同解释问题上存在诸多问题,如解释的目的不明确;解释的原则过于抽象而且缺乏层次性,具体的规则可操作性不强;解释的范围界定不合理以及未能准确把握解释的发展趋势。上述问题导致法官享有的裁量权过大。本文试从以上几方面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几点完善的建议。     

‘Factual causation’ and ‘scope of liability’: What's the difference?

According to a dominant view, for the negligent defendant to be held liable for the plaintiff's harm the plaintiff must establish first, that the breach was the ‘factual cause’ of the harm, and second, that the harm is within the ‘scope of liability’. On this view, factual causation is purely factual, while scope of liability is normative and non‐causal. This article accepts the basic two‐step approach, but argues that the distinction is overstated. A close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s shows that factual causation may require value judgment, and that scope of liability often involves an assessment of the strength and nature of the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breach and h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