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调制制度与经济法理论的双向互动

价格调制制度是具有典型解剖意义的“微缩经济法”,具有突出的“经济性”特质和天然的中枢地位,对经济法的体系建构、规范论、运行论以及方法论的提炼,具有特别的注释和推动作用;而经济法的基本原理,尤其是横断层面的共通性原理,如主体的差异性、权责的不均衡性、经济法的体制构成和实现论、调制绩效原则和协调平衡的理念、经济法上体制分权原理等等,对于价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以及价格调制制度与整个经济法及其组成部门之间的整合协调,具有重要的指引和建设作用。两者双向互动,相辅相成。     

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与完善

为了更加有效地预防打击公务员队伍中的腐败行为,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性,我国刑法在1988年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截堵性罪名。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罪名显现出很多实体和程序上的漏洞,配套制度的建设也不能及时完善,使其在司法适用上出现很多困难。在从立法技术上对该罪名加以完善的同时,加强建设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惩治贪污受贿,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谈恢复性司法之利弊

恢复性司法是以对被害人的赔偿为前提,以对犯罪人的悔罪基础,以对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修复为目的对传统的报复性司法进行检讨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替代性刑事案件解决机制。笔者从中国国情从发,重点对恢复性司法之利弊关系进行粗浅的探讨。     

司法决斗考

尽管被视为迷信,但司法决斗绝非背离理性而存在,其产生和运作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具有独特功能。现代诉讼制度的许多基本要素,如对抗制、当事人诉讼武器对等、法官的中立性和被动性、公开审判、言词主义、直接主义、集中主义等,皆可从司法决斗中找到对应特征。它可视为对抗制诉讼模式的渊源之一。基于详实的历史材料,本文梳理了司法决斗的起源、发展、消亡的线索,概述其规则,进而分析其经验基础和理性因素,最终论及司法决斗与现代诉讼制度之间的关系。     

论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与公民政治参与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水平和效果的直接体现，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舞台。当前，我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基层人大代表的确立制度存有缺陷、人大代表候选人与选民的沟通不畅、选民的实际参与度有限三个方面。完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度，必须提高人大代表确立的竞争性，增强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合意性。     

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

很多东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实际上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的实质。将到中国者统称为朝贡者,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中国朝廷通常没有也不打算利用这种表面上的、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宗藩”关系来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两朝,其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     

浅析我国期货经纪公司的创新策略

本文从我国期货经纪业的现状与当前期货经纪业面临的挑战出发,提出期货经纪公司的创新发展策略.文章主要从制度创新、环境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等几个方面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     

论社会科学迁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西方社会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地缘文化,是维护现代世界体系中处于霸权地位的西方中心国家利益的认知符号体系。它具有统治、制约边缘国家的性质。当西方社会科学来到我国,就有可能嬗变为意识形态,危及我国的文化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应该构建立足于本土和社会公正的批判社会科学。     

试论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的建立

本文侧重论述了未来民事诉讼模式的建立问题。文章认为,长期的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现象应当结束。根据中国的国情、民事诉讼与生俱来的社会公益性以及各国改革的经验,未来的民事诉讼不应该是纯粹当事人主义而应该是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作为改革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十二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棒和指南针。本文拟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分析和探讨,着重谈了党政关系改革、选举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