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赔偿作为量刑情节之根据

赔偿影响量刑是否具有正当性一直是重要的刑法理论和实践问题.解答该问题的关键是从刑罚理论根源上为赔偿作为量刑情节找到根据.在赔偿的功能、价值、刑法中的并合主义、刑事诉讼法中的恢复性司法和形事政策方面都能为赔偿影响量刑找到联结点,进而可以得出赔偿能够作为量刑情节的肯定结论.     

同案不同判现象研究

长期以来,"同案不同判"现象普遍存在于我国司法实践的各个领域,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司法权的统一适用,而且给我国司法公平公正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一现象具有我国成文法法律体系结构、裁判主体的主观方面和"同质化"程度以及司法程序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缺陷等方面的形成原因。为了抑制该现象的发生,我国既要做到进一步细化立法技术、加大案件审判过程的公开力度,又要加强裁判主体的"同质化"和"去行政化"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快落实案例指导制度和全面推进量刑建议制度的建设。     

浅析入户盗窃型盗窃罪

在过去,入户盗窃的危害性始终未被重视,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户内财产价值日益增高,同时,入户盗窃后被户主发现后转化为暴力型犯罪的情况越来越多,人们对于户内住宅安宁的权利渴望越来越大。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入户盗窃正式以"零数额限制的身份"纳入盗窃罪的入罪标准。但由此对于该情形的司法实践争议也逐渐浮现。从立法背景和司法实践等角度,分析入户盗窃型盗窃罪,是解决争议的有效途径。     

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的量刑程序评析

设置完备科学的量刑程序能够确保量刑公正的实现,量刑程序作为刑事审判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必须具备审判程序所要求的各种内在品质,这样才能使凭借量刑程序而得出的量刑结论公正,才能真正树立司法权威。采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两国,其量刑程序具有彻底的独立性、完备的程序要素、重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等特点,可为深化我国正在进行的量刑程序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故意杀人行为的类型化考量

故意杀人行为的定罪量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而我国刑法却只予以了简单的规定，致使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或本应以故意杀人罪评价的行为却在其他罪中评价，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类型化”的方法论指导。在我国对故意杀人行为进行类型化，有其历史基础和国外经验的借鉴；并且有其现实意义，即有利于我国故意杀人罪量刑基准的确定，有利于从立法上消减死刑条款，有利于处理《刑法》第17条第2款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利于弥补对行为评价的不足。     

论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合理性

本文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结合世界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从诉讼理论上和程序正义角度详细分析了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合理性,并就如何正确行使量刑建议权提出了一些建议。     

量刑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

确立适当的量刑程序模式，使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协调，这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首要课题。最高法院新近确立的改革方案，尽管在“认罪审理程序”中具有可行性，但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中却很难得到适用，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风险。通过基层法院的改革探索，一种建立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基础上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中出现；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一种新的“独立量刑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浮出水面；那种适用于“认罪审理程序”中的“交错量刑模式”，也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对于这些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改革者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评估其试验的效果，从而使其在促进新制度的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区分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罪量加重构成概念之提倡

法定刑升格条件确有区分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必要。不具备违法推定机能、不是故意认识内容的首要分子、作为报酬的违法所得等升格条件是典型的量刑规则;具备犯罪个别化、违法性推定与故意规制三大机能的时间地点、行为方式、加重结果等升格条件是典型的(罪体)加重构成要素;而多次、数额巨大等升格条件,仅表征违法程度、不体现行为类型变异,虽是故意的认识内容,却无法发挥犯罪个别化机能,既非典型的加重构成要素,也非典型的量刑规则,应属于罪量加重构成要素。罪量加重构成有行为规模类与结果程度类之分,结果程度类罪量加重构成是基于基本犯结果的危险性而加重刑罚的,当基本犯未遂时,即丧失加重之依据,不能论以加重犯的未遂犯。情节严重作为升格条件,则应当根据具体化的情节事实,依据上述标准判断各具体事项的归属。     

论死刑案件的量刑

死刑是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制度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把握好死刑案件的量刑,对于实现罪责刑均衡进而实现刑事法治至关重要。死刑案件的量刑应秉持责任主义观念,以责任刑制约预防刑,综合考虑量刑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追求个案量刑的综合平衡,并辅之以隔离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善当前死刑案件的审理现状和量刑情况,严格控制和审慎适用死刑,以实现司法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