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还要与部门法学疏离多久——以桑本谦先生的法律解释理论为分析视角

传统的建构型法律解释学和桑本谦先生所主张的解构型法律解释学都面临困境,而从部门法制度和部门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律解释学并非无药可救。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必然是和法律制度的发展、部门法实践的发展、法律共同体的发展乃至法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的法理学建构和抽象的法理学解构都具有局限性。法理学视野下法律解释学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质是中国法理学所面临的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法理学一直以来对部门法学所采取的疏离态度。     

什么是法律现实主义——庞德、卢埃林、弗兰克之争

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是上世纪初叶最引人瞩目的法律改革运动,其领军人物卢埃林和当时的法学鸿儒庞德之间的争论拉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作为庞德批判的主要对象弗兰克也加入了论战。论战的实际是关于如何适应社会发展进行法学研究的学者交流。通过论战,现实主义运动真正走到法学研究的前台,更清楚地展示了法律现实主义的真实面目,驱除法学界的曲解和误解。论战也展示了学者之间如何通过真诚的交流推动学术发展。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HE POSTDIVORCE FAMILY: IMPLICATIONS OF A PARADIGM SHIFT1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re has been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way the legal system handles most family disputes—particularly disputes involving children. This paradigm shift has replaced the conventional model of adjudication with a more collaborative, interdisciplinary, and forward‐looking family dispute resolution regime. It has also transformed the practice of family law and fundamentally altered the way in which disputing families interact with the legal system.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elements of this paradigm shift in family dispute resolution and explor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t offers for families, children, and the legal system.     

法理学三十年之法的价值问题研究述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已走过三十年的成长历程,法的价值问题是中国法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对三十年来法理学界关于法的价值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述评,一方面使我们对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有一个总括性的了解,看到中国法理学人的学术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对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展示,使我们认识到法的价值问题探讨的多维性、复杂性。促使我们将该项研究推向深入。     

“中国法理学”的“发现”──“中国法理学史”在近代的创建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胡适和王振先开创了"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从而"发现"了"中国法理学"。他们分别撰著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哲学史大纲》"法的哲学"部分和《中国古代法理学》,作为"中国法理学史"的三个典型文本,对"中国法理学史"的范围、论域和方法,都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其意义在于,促进了学界对"中国古代法理学"在文化与学术上的认同,使近代以后的"中国法理学"具有回访渊源和返本开新的可能。     

刑法解释学的独立品格

刑法解释学属于广义刑法学的一个核心分支学科,并具有自身独立的学科品格。其独立的学科品格包括三个内在的学科独立基本要素和三个外在的学科独立条件。前者是指刑法解释权、刑法解释行为和刑法解释结论;后者包括：狭义刑法学无法涵盖刑法解释学,即刑法解释学不等同于狭义刑法学;广义刑法学本身已昭示了刑法解释学自身的独立性;刑法解释学的产生和发展遵循着法学学科独立的一般性规律。倡导刑法解释学的学科独立品格,其价值在于：推进刑法学的学科应用功能;纠偏刑法学研究者热衷于铸造恢宏的概念化法学架构而忽视刑法应用实效研究的倾向;彰显刑法解释学价值判断的实践属性。     

以刑法规范为核心重构刑法学体系

刑法规范是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统领刑法的所有概念。以刑法规范为核心重构刑法学体系,能够反映刑法学研究的全部对象,能够促使刑法学研究向形式合理性的转变,能够将刑法学研究从孤立、静止、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能够正确处理刑法学与犯罪学的相互关系。     

概念分析与微观论证:中国法学的一个未来面向——接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讲

近一年来,学界围绕邓正来的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冷静分析现有的这些讨论,我们就会发现其更多地似乎只是"照着讲",即更多关注的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本身;而相对地缺乏另一种对待经典的态度--"接着讲"的态度.按照这种态度,我们必须认真地回应、回答"中国法学到底应该向哪儿去"这个问题,而不仅仅是继续开放出这个问题的各个面向和层次.     

一人公司刑法地位探悉

我国新公司法确立了一人公司法律制度,但是一人公司是否具备刑法适格主体地位存在较大争议.由于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存在较大差异,故明确一人公司刑法地位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文章分别从法理学的人格因素、意志因素、目的因素角度以及法律经济学的外部性、成本收益角度论证了一人公司不具备刑法适格主体地位,以期对一人公司刑法地位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及其对法律理论的贡献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被女权主义法学研究者忽视的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分支.时至2016年,鲍曼教授开始提醒女权主义法学研究者重拾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事实上,作为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的智识成果,双系统理论已使研究者意识到法律在公私领域的不统一,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并关注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视角理论对识别出法律的男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