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发展规划(计划)的历史脉络与启示——解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政治使命的历史视角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重大政治使命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历史视角解析这一政治使命,就必须梳理清楚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历史脉络。这一脉络体现在我们党执政以来领导制定"一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的整个过程,从中我们可以概括得出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一些重要启示。     

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

平衡侦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生命权与自由权优先于会见权、会见的秘密性与谈话内容的难以证明性是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理论根据。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界限是:只有在会见可能妨碍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或者可能给他人生命与自由带来紧急危险时,才能适当推迟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合理限制为标准,我国新《律师法》不受限制的会见权之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严格限制会见权的规定均值得检讨,我国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制度亟待重塑。     

论银行公司治理制度的构建

在银行中,利益冲突的范围不同于实体经济中一般的工商企业,但是,一直以来银行的公司治理制度并没有给予银行中特别的利益冲突以特别关注。美国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表明,有必要调整和改革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银行功能的社会公益性以及银行中特殊的利益冲突和其它的特点使得在构建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时,不能够简单地适用普通公司的治理模式,而要在股权治理、债权治理和监管治理之中寻求平衡。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

构建股东诉讼制度,有助于实现股东平等的司法保护,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唤醒投资者股东意识,可使国家将私人诉讼作为对公司行为公权力监管的有益补充。合理地构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要求我们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并使之贯彻于整个立法和司法的过程。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需要重点解决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当事人资格、前置程序、诉讼费用担保与恶意诉讼阻却、诉讼费用的交纳与负担等问题。     

公司发起人与公司股东的关系评析

发起人与股东并非同一概念,发起人与股东有不同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两者也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建议修改我国《公司法》时将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与股东分别作出明确规定,并对各类公司的发起人的地位、权利、义务和责任（特别是资本充实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     

股东调查权的思考

股东享有重大决策的权利 ,实现决策权必须实现知情权。股东知情权的实现要通过调查权 ,调查权必须通过选任调查人的方式来保障     

在押被告与律师会见通信权的保障与限制——以欧洲人权法院裁判为借镜

在押被告能够接触辩护律师并在不受监察的情况下进行会见通信,是达成有效辩护的关键,但基于监所秩序管理与刑事程序保全,又不能一概排除限制会见通信的措施。这里涉及不同目的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在此欧洲人权法院裁判关于会见通信保障与限制的解释与运作值得参考。我国《刑事诉讼法》应确立自由交流权的立法基点,在押被告与辩护律师之间,应以会见通信不受监察为原则,限制会见通信为例外。监察措施应贯彻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则,构建防止监察手段滥用的程序担保措施。     

论公司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几个问题

在资本多数决原则基础上建立的公司权力运行规则在给公司决策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形成了对少数股东的不平等，即不得不按照公司法服从多数股东决定的合并、章程修改等公司行动。如何保护这些少数股东的权利是公司实践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公司法虽规定了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制度，但却在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如：异议股东在回顾请求权的公司适用问题、异议股东的确定问题、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法定适用情形问题等等，都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研究和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的律师介入问题探析

新《律师法》保障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自行调查取证的权利,这些权利的行使必然会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检察机关应当通过转变侦查模式、改进侦查方式、加强特殊侦查手段的运用等策略,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持续发展。     

论我国司法解散制度适用范围的现实局限

司法解散制度的引入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公司僵局的问题提供了解决途径，但它的作用并非仅此而已，它还可适用于公司压迫等其它情形。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把公司僵局作为司法解散唯一事由的倾向，特别是最高院司法解释最终肯定了这样的解读，使得司法解散适用范围狭窄单一缺乏灵活性。该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