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背影——对于《背影》的解读与感想

上世纪50年代以来,《背影》遭到种种责难和非议,似乎正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新教育理念渐行渐远。认真阅读并正确解析《背影》,除了能欣赏到朱自清精湛的散文艺术,或许还会对弘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升华我们的人生准则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突破与创新谈起

"五种社会形态说"把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不当地扩大了适用范围和理论外延,并作为理论公式被机械地套用。这样不仅无法解释大量历史现象,而且也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文明类型学说是对它的突破和创新:扩展了考察视野,转换了理论视角,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具有解释力。文明类型学说对于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先秦礼俗与古希腊礼俗之比较

无论是中国的先秦时期,还是西方的古希腊时期,礼俗在中西道德伦理生活中皆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酝酿出不一样的礼俗: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是内敛的、谦虚的,从而更注重渗透在礼俗中的文化内涵;而古希腊则无拘无束,纵情喧嚣,其礼俗多为一些具体的外在形式;与古希腊礼俗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不同,中国先秦时期的礼俗则有更多的政治意蕴。中西礼俗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西方生活方式及文明走向的差异。因此,比较先秦和古希腊礼俗文化,对于我们探索中西礼俗的渊源、发展和价值有着重要的作用。     

建立科学的宅基地流转制度

由于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和法律规定,严格限制城市居民到农村购买房屋,阻碍了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这种做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延续,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不符,造成农民与城市居民的不公平境遇。应打破身份的限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     

世界现代化语境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路径选择,是数代中国人不断努力的结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自觉认识,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对当代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不但实现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基本稳定,也为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参考的发展范式,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高职院校发展通识教育的创新理念

"通识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创新理念。本文通过辨析"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关系阐述了"通识教育"理念的内涵;同时结合高职教育特点,讨论高职院校发展通识教育的时代意义;建议高职院校从完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提高教师素质,发挥学生主体性和营造校园人文环境等方面实践通识教育。     

"天人合一"的生态意义究竟何在?——兼向刘兵、曹南燕教授请教

虽然"天人合一"本身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人与自然和谐,但是"天人合一"思想却具体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天人合一"所蕴涵的等级价值体系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不矛盾的。"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意义在于提供我们思考生态问题的新视域,以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两难困境。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理论”的深层透析及其现实意义

"交往理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对交往进行了系统阐述,并首次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今天,我们重温"交往理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构建和谐世界,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解读文化外交:一种学理分析

文化外交是促进国家间、人民间相互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相互性、长期性和诚实性,构成文化外交的主要属性。文化外交源于文化关系而“高”过之;突出双向交流与相互沟通,而异于公共外交那种单向信息输出和强行价值灌输的特征。学术界对它的关注和研究在不断升温,但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实际地位的确定仍需不断深化。对文化外交的解读,旨在警惕文化外交冷战模式的再现,尽力使之回归本质,为推动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而用,为建构一个和谐的世界而用。     

意义、价值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基于对行动的主观维度考察

人们的行动不是基于单纯的手段-目的理性,也不会完全受到结构性约束之摆布。通过对纳西族社会中发生的“殉情”历史事件、彝族的“死给”制度等个案考察,将表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不仅和规则、资源、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等社会的客观维度有关联,它还与人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信仰和价值等主观方面有关系。人们的信仰、价值、意义追寻促成了暴力性私力救济。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完全被消除,只能被限制和减少。但是,治理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从强制改变人们的主观信念入手,只能着手于制度建构,消除引发暴力性私力救济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