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商谈求共识:行政决策听证中公共意愿的形成

在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加剧的背景下,推进和完善行政决策听证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差异和矛盾,聚集民意,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价值前提。协商共识理论为深化行政决策听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向;行政决策听证的功能在于为理性论辩提供建制化空间以集结民意,制约行政决策;在听证议题的形成、听证代表的遴选、话语规范的确立及其制度保障等主要环节中,通过制度程序的建构,排除权力和金钱的侵入,在平等协商对话中整合利益,集结公共意愿。     

行政听证的政治逻辑架构——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听证制度的本意在于规训和导控行政权力,它可以基于三权分立与制衡的逻辑,也可以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来建构。商谈理论强调,行政权力应由源于日常交往所产生的交往权力导控,交往则是基于理由的商谈网络的形成与论辩的互动。针对面临和处理的不同问题,商谈又呈现为三个层次,即实用性商谈、伦理-政治性商谈和道德性商谈。本文认为,遵循商谈理论的逻辑,行政听证可分为以实用性商谈为主的行政项目类听证和以伦理-政治商谈为主的行政规划类听证、以道德商谈为主的行政法规类听证。     

行政程序中的形式与形式主义

行政程序不仅具有形式性属性,也具有实质性属性.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发展重形式、轻实质的倾向已经在法律实践中产生了不良后果.这种偏颇主要源自三个法律程序观的误识:一是行政程序的泛司法化误识;二是行政程序的反实质化误识;三是行政程序的非法律化误识.必须强调行政程序的实质因素与形式因素并重的良性行政程序发展观.     

论刑事诉讼财产异议制度之建构——以刑事侦查阶段之财产权保护为视角

由于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被追诉人财产权利存在冲突,因此刑事诉讼中的诸多措施极易侵犯被追诉人的财产权利。借鉴民法和民事诉讼中关于财产权保护的相关制度,通过有选择的改造,从实体权利构建和程序制度保障两方面,建构刑事诉讼中的财产异议制度,以期对被追诉人之财产权起到切实的保护作用。     

论直接言词原则与公诉案卷的移送及庭前审查

直接言词原则对法庭审理过程中证据调查和辩论及法院判决时证据的运用都有严格而系统的法律要求。我国立法对公诉案卷移送及庭前审查制度的规定在许多方面都违反了直接言词的要求及各国立法的通例。直接言词原则的彻底贯彻要求我国立法对公诉案卷移送及庭前审查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暂缓起诉制度之比较与评析

暂缓起诉作为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得以建立。比较德、日、美三国暂缓起诉制度,发现三国在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考验期、本国国民对这一制度的接受程度以及对暂缓起诉的监督和制约四个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造成这些差异是因为三国的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等存在较大区别。我国目前的司法形势与日德两国暂缓起诉制度得以实行的司法形势有相似之处,因而我国应当在考虑自身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暂缓起诉制度,扩大检察机关裁量不起诉的适用范围。     

颅顶慢反应在听力障碍者行为听阈评估中的应用

目的通过比较听力障碍者的颅顶慢反应（slow vertex response,SVR）阈值与纯音测听（pure toneaudiometry,PTA）阈值的关系,探讨SVR检测技术在法医学听觉功能障碍鉴定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25名感音神经性听力障碍者（40耳）分别进行PTA及SVR测试,根据PTA阈值分成轻度、中度及重度听力障碍组,然后用秩和检验对各组的SVR阈值及PTA阈值比较,并对SVR阈值与PTA阈值进行相关分析,拟出根据受试者SVR阈值推导受试者行为听阈的线性回归方程。结果在各个检测频率,SVR阈值与PTA阈值均高度相关。并可拟出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其相关系数（r）在0.5、1、2和4kHz分别为0.971、0.976、0.957和0.928（P〈0.05）。回代检验结果表明,应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评估听力有望成为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结论根据建立的应用SVR阈值推断行为听阈的线性回归方程可以较准确地评估受试者的行为听阈。     

审前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我国,检察机关负责行使法律监督权,其职权具有复合性的特征,在审前程序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实属必然.这对强化侦查监督、净化侦查程序,降低起诉风险、节约司法资源,消弭审判弊端、促进审判公正都大有裨益.本文认为,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相应的立法依据和现实土壤,切实可行.在程序设计方面,检察机关可采用听证方式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并作出相应的排除决定.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法律思考

听证程序在我国还是一项崭新的法律制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与国外有较大的差距。文章在阐述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概念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同时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相关建议。     

论行政决策听证代表的遴选——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行政决策听证的本质,是以民主程序事先防范公共利益被侵害,以限制行政决策权的恣意。不脱离利益语境的对特定观点的表述和论证能力,以及在理性论辩中的论证和反思能力,共同体现出对决策听证代表资质的要求。优化听证代表遴选方式的基本途径是:将遴选过程架设到非正式公共领域中,为遴选方式的形式合理性注入实质合理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