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刑法地位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国内刑法理论中早就提了出来,并在现行的刑法条文中有所表述。但对该原则的已有理论研究高度不够,视野狭窄。立足于罪刑相适应原则之于刑罚个别化、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刑法人道主义原则的关系较为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刑法核心原则地位,从而为宏观把握和整体领悟刑法开启一扇窗口。     

科技企业融资模式及风险融资制度刍议

通过对我国科技企业在融资领域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分析科技企业风险投资模式,提出科技企业的融资模式应当与证券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措施,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二板市场的完善,建立一个以科技企业为核心的融资平台的制度创新模式,提出我国证券市场二板市场应当以科技企业的发展为核心,应当与风险投资制度相结合,在二板的基础上实现科技企业融资模式市场化,通过提高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企业发展,协调投资者、政府、科技企业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     

"纯粹法学"视角下的立法权正当行使及其批判

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判准不能由立法权权力本身来证明,它的判断标准不在于法律的"实证性",更重要的是需要突破"法条"回归立法的"社会"维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探讨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对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影响,并揭示其理论的限度就显得十分必要。哈耶克和莱奥尼对凯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哈耶克从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立法权正当行使不能超越内部规则,而在莱奥尼看来,立法权正当行使应当来源于个人的诉求。     

意义、价值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基于对行动的主观维度考察

人们的行动不是基于单纯的手段-目的理性,也不会完全受到结构性约束之摆布。通过对纳西族社会中发生的“殉情”历史事件、彝族的“死给”制度等个案考察,将表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不仅和规则、资源、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等社会的客观维度有关联,它还与人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信仰和价值等主观方面有关系。人们的信仰、价值、意义追寻促成了暴力性私力救济。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完全被消除,只能被限制和减少。但是,治理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从强制改变人们的主观信念入手,只能着手于制度建构,消除引发暴力性私力救济客观因素。     

犯罪学视角下的中国维稳

2010年是中国的＂维稳＂之年,也是中国维稳面临挑战之年。从犯罪学的视角分析,科学调控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现有户籍制度,改善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扩大社会福利,构建新型的警民关系,强化社区和家庭建设等是减少犯罪,推动社会稳定的治本之策。     

安徽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之研究

在国家的新农村建设政策中,“三农问题”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在现实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由于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当前征地工作中存在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失地农民无事可做,经济利益受损,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等诸多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应构建完善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加强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作用,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抗争与决裂:集体时代女性参与建构自身地位的再认识——以湖北恩施土家族双龙村女性为例

本文通过对湖北恩施双龙村3位女性个人生活经历的研究,探讨集体化时代中国乡村女性权利和地位变化的过程。文章认为,经历集体化的中国乡村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社会权利增加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单纯只是凭借了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贯彻和政治动员,更重要的是依靠了大量女性自身的抗争行为:她们在主体意识觉醒后,主动利用国家政策与家庭、家族及歪曲国家政策的基层行政人员进行斗争,最终与传统决裂。女性不是国家力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缔造者和改编者,国家既充当了女性解放的裁决人,又被利用成为解放的工具。并最终,在多方力量的博弈和较量中,女性部分完成了提高自身权利和地位的历史使命。     

论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可能与路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能力。     

社区服务刑刍议

在我国,社区服务刑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方式,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可以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需要,是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引入社区服务刑这一刑罚方式具有现实意义,但如何进行立法,有哪些现实困难以及如何解决,增设社区服务刑会有怎样的影响等,都有必要进行探讨。     

新时期福建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改革与创新

新时期的福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在治理理念、运行机制和有效载体上不断创新。在理念上,要正确认清省情,科学分析治安形势,不断创新“平安福建”建设的方略,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要求上来谋划平安建设;在机制上,要构建大综治格局、完善大调解机制、创新大服务模式、健全大防控体系、构筑大基础平台;载体上,有十户（厂、店）联防、中心户长制、“大调解”、治安捆绑问责制等有效载体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以及全方位、多层次的大防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