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行政伦理学研究综述

关于行政伦理学研究的对象 ,国内学术界尚无定论 ,学者们一般是从行政伦理或是行政道德的界定出发 ,对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作出探讨 ;关于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国内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大家普遍认同致力于行政伦理价值观的研究和探讨 ;关于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旨归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是行政伦理选择问题的探讨和解决。     

应对突发事件，建设责任政府——海城豆奶中毒事件的启示

绝大多数政府在任期内都可能遭遇突发事件,从而形成对政府管理理念、应变能力、权力立场、公信程度、甚至是管理制度的挑战。以此案为例,揭示了一个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中暴露的行政职能失当、行政伦理失范、行政理念模糊、行政责任缺失和应急管理机制欠缺等问题。吸取教训的出路在于一改衙门政府为责任政府。具体的改革着力点,在制度层面,当务之急是建立获得公民认可、具有公共财政、管理公共事务、实施依法行政、奉行公共参与、满足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接受公共监督的真正的公共行政;在技术层面则需要建立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的制度与机制。     

行刑社会化的国际现状与我国发展的历史趋势

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我国对罪犯实行刑罚执行社会化改革的试点之一,也是我国现行刑罚执行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国外刑罚执行社会化主要以教育刑思想为核心,保持较高的假释适用比率,挖掘开放式监狱的过渡功能,推行开放式处遇,保持罪犯矫正的社会参与,适用非监禁刑。我国监狱刑罚执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改造罪犯,贯彻具有我国特色的行刑社会化,是探索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0世纪行政学发展回顾

在整个 2 0世纪中 ,威尔逊和马克斯·韦伯等人为行政学所做出的奠基性工作得到了发扬光大。但是 ,决不应当把行政学的这一发展理解成范式革命。 2 0世纪行政学的发展是这个学科的自我成长过程 ,作为一门科学 ,它尚未完全走向成熟。所以 ,不存在着所谓范式革命。真正的范式革命 ,将是行政学这门学科得到充分发展之后的结果     

我国出入境管理法制化基本问题研究

根据出入境管理工作性质、特点,我国应当建立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和以权利为重的法制化模式。在此基础上,得出出入境管理法制化五个基本原则。同时,内地居民往来港澳出入境管理是出入境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往来港澳地区出入境管理法制化问题无法回避。     

现代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思考

近年来 ,出现多起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 ,矛盾激烈者甚至诉至法院 ,寻求司法权的干预。社会各界对此类案件的性质理解各异。本文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置于一定的时空中作具体分析。入校时主要是民事法律中的合同关系 ,在校期间主要是内部管理关系 ,离校时主要是行政法律关系。依据法律关系的不同性质寻求解决纠纷的途径。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

新公共管理打破了旧公共行政由等级制的官僚组织形式所支配的局面,有其显著的进步性。但新公共管理作为当今行政改革的主流思想体系,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局限性。从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看,“新公共服务”将是一种新型公共管理模式,因为它具有不同于旧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特征。     

社会信用缺失下的我国家族企业发展

我国家族企业发展与经济市场化趋势相背离,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内部化趋势进一步强化,重要因素之一在于社会信用缺失。要消除家族企业与市场环境间的矛盾,主要出路在于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社会正义观理论下的警察权职能分析

社会正义是指在一个社会内分担责任、安排社会地位、及社会资源分配上符合正义的原则。社会正义观理论要求政府公平对待每一位社会成员。新型的社会正义观要求政府职能由过去注重政治统治职能向社会管理职能转变。警察权的职能也必然随着政府的职能转变而转变，弱化政治镇压职能、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由监管者走向服务者。这种职能的转变将对警察维护社会秩序，进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并最终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