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1条:刑法的具体概念与根本原则

刑法学应当立基于刑法的具体概念而不是抽象概念。刑法概念具体化的法条依据是《刑法》第1条。学界不把该条作为刑法的概念问题而是作为刑法概念之后的刑法根据来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刑法概念具体化的理论进路在于找到刑法内容的两个来源,明确宪法作为两个来源及其关系之根据的意义,并全面理解刑法的两大功用。《刑法》第1条的理论地位是刑法学的基石概念,其规范地位则是刑法根本原则,可名之曰"刑法正义原则"。根本原则统摄两大基本原则:第2条的法益保护原则和第3至5条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根本原则的司法实践要讲司法逻辑,控辩审对《刑法》第1条的落实各有其功能。     

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适用研究

对于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问题,理论界在争议过程中基本形成了"强制缔结本约-强制履行本约"的通说。但是该通说无法避免自身的缺陷,而且司法实务中肯定或否定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裁判立场并存,该争议并无真正的定论。通过选取样本,统计分析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实务案例中体现出的违约方、违约原因、卖方和卖方的违约比例等,根据利益平衡和保护购房者一方的理念,应仅支持商品房买受人关于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主张,而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出卖人的情形,不支持其关于强制履行的请求。     

台湾企业集团大陆投资现况与策略研究

台湾企业集团是由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围绕核心业务紧密结合形成的企业群。199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企业集团赴大陆投资步伐加快,不仅促使台商大陆投资呈现大型化、集团化、群聚化特征,奠定了大陆台资企业的地域分布格局,而且促进了大陆台资企业产业层级的提升及经营本土化,从而使台资企业更加融入大陆本体经济,对大陆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新世纪以来,台湾企业集团的大陆投资逐渐进入收获期,其大陆运营更加具有长远战略眼光。     

论著作权侵权一般条款——著作权侵权与救济立法模式探讨

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在内的法律制度是一个有机体系,其法律解释和适用应当在体系化思维的指导下进行。就著作权制度而言,基于著作权是一种民事权利,应当将著作权制度作为民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建构、理解和适用。在体系化思维指导下,考虑到著作权制度回应社会实践、发展和进化的需要,著作权制度应当从"具体规定性"逐渐过渡到"抽象规定性"的立法模式。就著作权救济制度而言,应当设立著作权侵权一般条款,同时,考虑到著作权制度明晰化和可操作性的需要,也应当就实践中已经成熟的著作权样态作类型化处理,并且将处理后的典型侵权行为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在著作权法中。换言之,著作权救济制度应当采取"一般条款+列举式规定"的立法模式。     

主观危害结果刍议

主观危害结果分为实然与应然的结果,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犯罪形态,行为人主观危害结果认识的程度也不同.主观危害结果对于区别犯罪形态、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内地企业境外投资的法律风险及保护对策

境外投资面临的法律风险日益突出。文章在分析内地企业境外投资的国内外法律环境基础上,梳理了境外投资面临的三方面主要法律风险,针对现状,提出政府应及时出台《境外投资管理条例》,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的法律保护体系,并阐述了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模式和机制。     

黑龙江省对俄远东地区投资合作问题研究

俄联邦远东地区地域广阔，但是经济发展较俄联邦的其他地区滞后。为了改变远东现状，俄罗斯联邦政府一方面在酝酿制定投资开发远东地区的政策，另一方面在积极吸引外资以推动和促进远东地区经济的发展。投资合作是发展黑龙江省与俄远东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治理的私法向度简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设立是政府的一种行政私法行为,即行政主体为了达到公法上的目的而从事的私法活动。投融资平台公司功能的充分发挥吁求政府进行弱行政化治理,赋予平台公司更多的市场自主性,促使投融资平台公司在参与市场竞争以及承担政府职责之间寻得平衡。国发[2010]19号文件创设了清理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有益机制。借由公司法以及担保法等民事立法向度,我们可以寻觅到治理地方政府违规担保、债务主体不明、滥发企业债券、混淆企业债务与政府债务等问题的路径,进而构建防治债务风险之体系。     

国际直接投资(FDI)动因的理论综述

20世纪初以来有关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研究的理论成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解释了利率差异引致的资本跨国流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分别从微观、宏观层面阐述了企业跨国经营的成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新进展,进一步讨论了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的产生动因。这三个阶段的理论都解释了发达国家FDI的动因,关于发展中国家FDI和发达国家之间垂直FDI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外商隐名投资纠纷的司法困局——以一起行政诉讼为切入点

《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针对外商隐名投资纠纷的处理确立了新的制度,明确在获得审批机关同意等条件下司法机关可以作出确权判决,其实质是将外资审批机关的外商准入审查引入民事诉讼程序,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在这类案件中的相互配合。然而司法实践却暴露了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审批机关的异议机制缺失的新问题。司法机关审理外商隐名投资纠纷的困局,根本上是由我国实行外商准入审批制造成的,审批制向备案制的转变将从根本上解决此类案件的司法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