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工会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维权职能

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国工会维护劳动者权利的重点是维护其获得劳动报酬权利。劳动报酬不仅包括劳动力价值部分,还应包括劳动者能与其他要素所有者共同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而这仅从微观层面的维权中很难做到,这就要求工会的维权应扩展到宏观领域,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标准来实现广大劳动者的这一权利。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之改革

死刑复核程序为我国大陆死刑案件裁判生效之必经程序,对于保障死刑适用之审慎性和准确性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死刑核准权之下放、法律规定之死刑复核审理方式不科学等原因,我国大陆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程序虚置、复核标准不统一、行政程序色彩浓厚等问题。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有废除论和完善论两种观点,而以完善论为主流之观点。完善论提倡以保留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为前提重构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和法院体制。在此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扛起改革大旗,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同时,改原来死刑案件二审之书面审为开庭审,是为我国大陆死刑复核程序之重大进步。死刑复核程序之改革蕴含着公正与效率的博弈,其改革无非是还原其司法程序性质和本来的价值追求,目前之改革趋势亦朝着此方向发展。     

行政裁决证据规则初论

证据规则在行政裁决程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行政裁决应当确立行政机关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原则.行政裁决证明责任分配办法是"谁主张谁举证",行政相对人分别承担证明责任;行政裁决程序应当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关于民法中确立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法权观念也发生着变化,由"私权神圣"、"权利绝对",继而提出对私权行使予以适度的限制,禁止权利滥用逐渐被确立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禁止权利滥用能否成为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含义、认定标准等方面存在争议,对此做一探讨.     

我国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本位构建

民事诉讼解决民事纠纷,其诉讼职能的分配应侧重当事人,因此在民事诉讼结构中应建立符合当事人本位的权利体系.在我国则是如何在符合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的诉讼模式下力图达到当事人个人主动性与法官适当程度控制之间的衡平,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我国的诉讼模式下完善当事人本位.     

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也谈电子教案的制作

网络交际、网络教育、网络宣传、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领域,使电子邮件、电子教案、电子信函、网络广告、网络新闻、个人网页等等网络应用写作形式凸现其重要性。怎样更好地解决应用文电子化、网络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多媒体文体及新文体新方法对教育形式的影响和发展迫在眉睫,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已有不同的研究。各级各类教学中越来越广泛使用的电子教案有着自己的审美规范,如移情作用、审美情感内模仿、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等。     

生态文明时代的法理

人类解决个体与整体之间关系的法则主要有自然法则作用下的有力者居之、个人主义的"有理者居之"和团体主义的"共享而后自有之"三种。以"弱肉强食"为特点的有力者居之与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不应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选择。"有理者居之"在当代表现为有权者居之,而权利内容的增加和权利主体的增加都只能使业已紧张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权利对保护环境的积极作用只对全部环境利益中的极小部分有效。"共享而后自有之"是应对环境危机的最佳选择,是生态文明时代应遵循的社会法则。"共享而后自有之"法则所规定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法理的核心内容有三点,即适应自然、整体优先和义务本位。     

毒品犯罪死刑司法适用标准研究

死刑是我国遏制毒品犯罪的一项重要刑罚措施,然而,由于司法实践中对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理解存在偏差,如机械理解《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导致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过低,对毒品犯罪中不应当判处死刑与判处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界限把握不当等。虽然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情形较多,但控制毒品犯罪的效果并不明显。为充分保障人权及有效发挥死刑在预防毒品犯罪中的作用,必须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坚持等价性、必要性和不得已性三个原则,根据《刑法》第48条之规定所体现的严格限制死刑的精神,正确理解《刑法》第347条第2款关于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条件的规定,合理确立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     

论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证明标准不能构筑在盖然性的基础之上,西方国家的盖然性优势标准和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也称高度盖然率标准)均不能成立。证明标准是真实的样板。然而,历代证据制度下树立的真实样板,包括神示真实、法律真实、心证真实,均不能构成证明标准。学者们推崇的客观真实,也不能构成证明标准。司法证明的高标准是实质真实,低标准是形式真实。推定是司法证明的一种补救方法,它本身不是证明标准。     

刑法学研究方法分类研究

探索刑法学研究方法的外延与分类,一方面要摒弃各种方法之间相互指责的偏见,以包容的态度有根据地将各种有助于刑法学科研究的方法吸纳进来,另一方面要理性地排除其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对方法的干扰,划清学科与方法的界限,以刑法学的研究对象为基本标准对研究方法作广义、狭义双层次的分类,使方法各归其位,从而将各种方法从零星的罗列上升为周延的体系,从周延的体系上升为刑法学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