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视野下的标准治理

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转型,使国际体系呈现一体化和碎片化交织的复杂模式。而依循国际法进行的全球治理,则因其治理乏力而饱受争议。究其原因,公私治理主体间的矛盾、治理方式的僵硬,导致治理价值的受损。以标准作为全球治理的技术(以下简称"标准治理"),更好地折射出全球治理的优势和限度。一方面,多元多层级标准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增进了决策权的复制与移转,使治理方式更为灵活有序。另一方面,国家导向与市场导向权威之间的可能摩擦,恐使全球治理屈从于"排除知识落伍者"的单一治理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标准治理激发了对国际法秩序,特别是国际法传统渊源的反思和重塑,对于如何更好地推动公私标准的融合、改善国际立法及其遵守,继而推动全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从证据确实充分到排除合理怀疑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对我国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进行了界定,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丰富了证明标准的内涵,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不同法系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进行比较和梳理,对如何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了分析.提出正确把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遵循的逻辑规律,并就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刑事案件多层次证据与证明标准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论监护人对成年嗣后被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标准

我国民法就监护人对于成年嗣后被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该遵循的标准,未作规定。纵观德国、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英国、美国的立法,采用的标准包括四类：最大利益的标准;替代判断的标准;依次为替代判断的标准、最大利益的标准;替代判断的标准和最大利益的标准。在学说上,美国目前存在着五种立场：严格的替代判断观;扩大的替代判断观;严格的最大利益观;扩大的最大利益观;复合型（hybrid）的替代判断/最大利益观。在我国,立法应依次采用扩大的替代判断的标准、扩大的最大利益的标准、严格的最大利益的标准。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股东资格认定问题探 析简

股东资格是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的隐名股东资格认定问题上,“双重标准、内外有别”应当成为处理隐名股东资格纠纷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对于公司内部关系．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对股东资格及股权权益的分配有约定的依约定,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原则上依据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来判断：对于公司外部关系,依据股东资格认定的形式要件来判断,即原则上确认显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并以工商登记的效力为最高标准。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俄罗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居民购买力下降,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低下,他们中多数人饮食质量变差、生活耐用品占有相对缺乏、基本的医疗救助不足、社会心理沉重。其生活水平是可被民众接受的最低标准。加强社会保障和就业安置并加大对社会低收入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扶助力度,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与救济制度,是俄政府当前面临的最大任务之一,同时也给我们一定的借鉴和启发。     

POSTAL 2 plays in US court - Schwarzenegger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In an unprecedented legal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violence in video games has now reached the highest American court. The US Supreme Court is set to decide whether states can restrict minors from buying violent video games in the case of Schwarzenegger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The decision could have serious implications on the future of First Amendment rights and children’s ’welfare. To resolve Schwarzenegger, the Justices will need to decide how much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on should be extended to violent video games and whether minors have a greater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violence than they do to obscenity.     

离职竞业禁止之经济补偿的合理确定——以德国法为视角

《劳动合同法》对离职竞业禁止经济补偿的合理确定未作规定,使得雇主约定不合理竞业补偿的普遍现象无法得到遏制,同时也不利于维持法律的稳定性和促进司法统一。我国可以借鉴德国法的相关制度解释和完善《劳动合同法》第23条,即明确合理的竞业补偿的计算基础及计算方法,并采取“双重标准”的制度设计以确保最终计算出的竞业补偿具有合理性,即以竞业补偿符合“法定最低标准”为原则,同时以其“不能不合理降低劳动者原有的生活水平”为补充。     

交通肇事罪之“逃逸”解析——以台湾肇事致人死伤逃逸罪为借鉴

关于为何加重处罚交通肇事逃逸,我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理论界主要存在的"逃避法律追究说"和"不救助被害人说"都不能指明交通肇事后逃逸与其他犯罪后逃逸的区别,因此也就无法合理解释处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原因所在。而借鉴台湾地区的刑法学理论,"确认利益说"说明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特别之处,因而是可取的。     

有限理性视野下的侦查决策失误研究

侦查决策是侦查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我国目前对侦查决策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侦查中的决策失误问题更是鲜有论及,在有限理性视野下侦查决策可分为确定情势下的侦查决策与不确定情势下的侦查决策两种基本类型,遵循“最满意”的评断标准,侦查中决策的失误原因也因两种决策基本类型不同而不同。虽然侦查决策失误无法完全消除,但是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减少。     

论经济法对格式合同的规制

格式合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合同形态,具有节约交易成本和减损相对人权益的两面性。因此,必须强化法律对格式合同的规制。但是,民法规制格式合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理应对经济法规制格式合同的具体方式进行积极探索,以不断完善经济法对格式合同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