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约定优于法定原则

约定优于法定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在消费合同中,这一原则受到了挑战,完全遵守这一原则会形成合法不合理的情况。因此重新审视这一原则,适时地赋予约定优于法定原则新的内容,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文章在探究了约定优于法定原则之后提出在消费合同中应当推行约定有利的原则,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辨析--重在从"罪刑法定"视角观之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争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属于两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问题。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社会危害性更应当回归于犯罪学之中,而在刑法学中用法益侵害和严重的法益侵害取而代之,并且它们只有被明确规定在刑法中才能叫刑法法益侵害。这样规定,不仅剔除了“社会危害性”这一宏观、模糊的、甚至易受主观价值取向改变的犯罪定义标准,而且有利于刑事司法操作。     

论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制度——治安案件办案程序研究之一

治安管理处罚程序,是由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步骤、方式、时限及顺序构成的行为过程.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应当遵循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公开制度、公证制度、合理制度、效益制度等.     

行政强制的基本内涵及实施

当前 ,由于我国没有行政强制的统一立法 ,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在具体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基本是依据自身的理解来行使行政强制措施 ,往往造成运用行政强制措施不当 ,既损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又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和形象 ,引发了许多行政诉讼案件。本文就行政强制的基本内涵及其实施条件、程序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法理分析

2005年8月28日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基本平衡了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但该法改变了治安处罚决定由公安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模式,势必影响行政行为的权威性与行政目的的实现,而且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程度还显不够,没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普通公民参与立法活动的权利。     

不能犯的可罚危险判断

不能犯,是指行为不能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状况。不能犯应否构成犯罪,是不能犯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将不能犯全部作为不可罚的非罪的观点与将所有的不能犯均作为犯罪的观点处于对立的两极,而这样的两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是最极端的观点,也不认为将迷信犯作为犯罪合理(成罪的场合),或者将所有的非实害犯均当作非罪的理论观点与立法例合理。依据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进行事前判断,同时考虑行为人的特别认识作为危险的判断标准是合适的。划分一般的未遂犯与可罚的不能犯相区别的主张,对不能犯在处罚上轻于一般未遂犯是合理的。     

论销赃罪的处罚

销赃罪是赃物犯罪的一种,该罪不但自身存在较大的危害性,其对本罪的刺激和帮助作用也是巨大的。但我国《刑法》仅对之规定了较低的法定刑,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笔者认为,应提高销赃罪的法定刑,以加强对该罪的打击力度。     

惩罚吸毒的根据——《禁毒法》(草案)引发的思考

国内法学界目前在对吸毒行为如何定性问题上有三种观点相持不下,焦点是吸毒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或者说是吸毒的合法化与非法化的问题。是否将吸毒犯罪化,涉及吸毒者是否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对象以及应当受什么惩罚等问题。关于法律惩罚正当性的论证,既有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思路,又有强调个人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强调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国家—社群主义两种立场。前者注重吸毒对社会法益的侵害,后者则关注公民反毒意识的形成。     

宪政视角下的国家刑罚权

国家刑罚权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保证人权,也容易侵犯人权,因此必须以宪政的精神对刑罚权予以规制,特别是要以正当法律程序对其规制,使刑罚权更加谦抑、更符合人道性,这也是契合宪政之道的。     

论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

正确认识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是进行证券投资基金立法和理论研究的基础。笔者在找出我国理论界对证券投资基金性质及法律地位认识分歧的根源之后,简要论述了公司型基金的法律主体地位,并从投资基金的社会主体性和法律主体性两个层次、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详细论证了信托型基金的法律地位,指出我国的投资基金立法应从主体角度对信托型基金进行规范,同时希望立法大胆创新,把信托型基金列为与自然人、法人具有平等地位的第三民事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