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学教并重"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高等教育要完成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历史使命,必须改革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构建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作用的“学教并重”的教学模式。     

我国刑事诉讼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

我国刑事诉讼中奉行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它以被告人口供为印证机制的中心,忽视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作为审查证据的关键,相互印证才敢定案。这种证明模式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取向,却可能不利于发现真相,侵害被告人的权利。因此,要重新认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建立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方法和对被告人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     

完善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实证分析

对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最新国际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协议 )所设定的一般保护原则及例外规定 ,对完善各成员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 ,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地理标志注册和保护体系。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宜坚持以商标法为主 ,其他相关法律为辅的立法模式 ,明确地理标志管理和保护机制、统一并规范用语、具体明确地理标志构成要素和审批标准、完善地理标志的保护标准。     

比较法研究中的中国法——关于法律的地位和权力组织形式的思考

在比较法研究中,中国法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在主流的西方比较法文献中,西方法是正统,中国法只处于边缘地位。法律在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一直是西方人眼中中国传统法的主要特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具有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的特征,这同中国的“治水社会”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西方有关中国法的观点以及法律和社会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挑战。在法律的地位和集权与分权问题上,不应把中国法与西方法绝对对立起来,西方和中国在处理熟人关系和陌生人关系,应对正常状态和非常状态问题上有许多相近之处,它们是中国与西方共同面对的问题。把中国法研究放在西方各种法律进化模式中虽然具有参考价值,但终归是靠不住的,应转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轨道。     

《资本论》的一个缺憾

未能重视劳动力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资本论》的一大缺憾,真正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起主导作用是劳动力所有者而不是资本所有者。     

贵州民族教育质量提升的着力点:发展方式的转变

贵州民族教育质量提升需着力于发展方式的转变。贵州民族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结构、技术、制度三条路径实施,以全面提升各级各类民族教育质量为目的,完善民族教育体系结构;以"丰富民族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培养民族教师的多元文化素养为中心",变革民族教育的教学模式和民族教师的培养方式;以"‘双百工程’和‘职业院校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创新项目’"为重点,不断创新民族教育的管理制度。     

恐怖主义犯罪应对模式研究

司法模式、战争模式、治理模式是三种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模式。司法模式把恐怖主义界定为一种犯罪行为。为此反恐是侦查破案与打击犯罪的问题。此模式核心是恢复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战争模式把恐怖主义界定为一种战争行为。为此反恐是打败或消灭敌人、取得战争胜利的问题。此模式核心是打击、歼灭恐怖分子并取得战争胜利。治理模式把恐怖主义界定为国家安全治理方面的缺失、低效或失败及其导致的对民众安全服务的缺失与低效。为此反恐是加强和改善有关恐怖主义问题的治理,以提供更有效的安全服务。此模式核心是塑造一种安全环境。治理模式对于恐怖主义及反恐问题界定不同于战争模式、司法模式。这种界定具有决定性影响。其直接决定这三种反恐模式在视野、目标、思路、标准、力量、措施与手段、时间维度、战略角度、精神层面等方面的不同。     

试论侦查假说的作业模式和检验原则——以浙江“张氏叔侄冤案”为例

"作业假说"是侦查假说的基本特征,"分解式-过程式-回顾式"是其不同形态,各有其特定的工作模式;"统一性"、"否定性"和"客观性"是检验一个合格的侦查假说的基本原则;以其要领衡量,"浙江张氏叔侄冤案"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件。     

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文本模式及证成

宪法文本的有限性和权利体系的开放性使得对权利的完全列举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权利需求,从而在宪法列举权利外产生了宪法未列举的权利。缺少未列举权利的宪法权利体系只是由有限的权利组成的封闭的权利系统,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民对权利的需求。基于宪法的根本法性质,宪法未列举权利指的是公民不可缺少的基本权利。权利是时代的产物,是个人生存条件的法律表达,保护宪法未列举权利既可以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能克服宪法文本的局限性。     

法治方式的公信力研究

法治方式的公信力视角,首先是作为治道方式的法治所具有的公信力,其次是具体法治方式的优化能有效提升法治公信力。法治公信力内涵着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其要义是通过各种层次的体系化信号传递,法律权威得到公众的信任,从而实现博弈的均衡。具体法治方式的整体优化,一是通过立法博弈来实现法律权威的系统化塑造,二是以信息公开为切入点来疏通信号传递,三是间接性地促进社会信任机制的系统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