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性诉讼论略--对被拆迁人救济无力而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拆迁矛盾日益凸显,而矛盾的焦点所在即是拆迁行政争议.面对部分行政执法人员的非法拆迁行为,"受伤"的总是处于弱势的行政相对人.基于此,笔者试图探讨如何更好地对拆迁相对人进行救济.为此,笔者援引"行政防卫权"理论和"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作为理论支持,提出扩充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增加防卫性诉讼的建议.以此来保护因立即执行的行政行为造成相对人无法挽回的损失的合法权益.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诉讼问题研究

实现诉讼程序正义是正确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必要条件.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诉讼中,公司利害关系人是诉讼的原告,公司积极股东和公司应是诉讼的共同被告.应当通过建立新的举证责任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来完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论民间法与纠纷解决

一切规范的存在,都是为给纠纷解决预备一套方案,民间法也不例外。文明时代的纠纷解决方式,一般分为三种：一种是司法诉讼方式,其规范运用的特点是以法律为主,以民间法为辅,即使在司法调解中,也保持这一特点。另一种是诉讼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如调解、仲裁等,其规范运用的特点是在法律、民间法的选择上,难分彼此,说不上谁主谁辅,在这种纠纷处理中,当事人本身具有规范适用的选择权和权利处分的选择权,这就使规范的运用要灵活得多,更多时当事人之间还通过主持人自己协商处理规范——制定纠纷解决协议。第三种是私力救济,它可以分为启动形式合法的私力救济和启动形式非法的私力救济。在私力救济中,其规范运用反倒是以民间法为主,国家法最多只为辅助。如上情形的出现,乃是因为司法的目的是为了判断是非,而诉讼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以及私力救济解决纠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平息矛盾。     

讼卦之“讼”辩正

目前学术界普遍存有对《周易》讼卦之讼的误读,这种误读甚至影响到了司法实践。事实上以历史语境言,讼从来源看具有必然的天理,从含义看具有丰富的法蕴而非仅指诉讼,从属性看则具有吉性而非为终凶,从深度看也绝无无讼之义。虽然历史上学术受政治影响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讼卦之讼进行学术辩正仍有必要。     

工伤救济先行给付与代位求偿制度探微——兼评《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的得与失

先行给付与代位求偿是保险法上的通例,《社会保险法》第41、42条涉及该通例并规定为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先行支付制度包括垫付性先行支付和保险性先行支付,也称为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型先行支付和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型先行支付。在社保强制性不足的背景下,该制度设计有着明显的缺陷,鉴于其积极的人本价值和宽容的制度理性,不宜弱化先行支付制度之实施,应当通过完善社保强制性、加大违法成本、强化惩戒措施来保证该制度的有效实施。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合理性探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矛盾判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由于两种诉讼性质上的差异以及立法上的 不完善,使我国的刑附民程序在设计上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应将民事诉讼从刑事诉讼中分离出去,归并到民事诉讼中,保证性质不同 的诉讼按照自身的规律来进行。     

司法的修辞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张——以案例分析为切入点

从“中国听证革命第一案”乔占祥个案说起，考查法院怎样通过修辞技术，将看似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的诉讼请求纳入司法的权力范围，从而在事实上实现了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展；另据两起著名的高等教育行诉个案来加以说明，司法权在行政诉讼领域中的实质性扩张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必然受到现实条件的种种制约，因而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困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出路是要诉诸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法律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司法惯例.根据我国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现状和主要问题,并借鉴国外检察机关介入案件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经验,建议从理论上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形式和范围进行严格限制,正确处理检察权、审判权和行政权之间平衡与制约的关系,针对公益诉讼案件的不同性质,动态调整检察权的参与程度.     

古代证据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折射

在行政司法合一的社会制度中,官方取证的职权意识强烈,刑讯逼供、亲属相隐等取证意识随之形成,在息讼、畏讼状态下,民众证据意识缺失。这些观念以传统文化的形式得以保留,并对现代中国仍然产生重要影响。现代中国诉讼制度中职权主义证据意识仍然具有影响力,厌讼意识和法律的缺失共同导致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为此,必须从立法和公众意识等方面,强化证据观念,对传统证据意识进行批判地继承,以期促进法制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对我国新婚姻法限制男方离婚诉权之质疑--建议删除婚姻法第34条

在妇女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和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限制男方离婚诉权不利于对女方、男方、子女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 ,也违背了婚姻法自身体系的一致性 ,其实施效果也极差。它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漠视诉权、固守传统婚恋观念、厌讼观念的产物。婚姻法第 34条应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