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侦查中的强制到案措施之不足与整合

我国侦查中的强制侦查到案措施包括:拘传、拘留、逮捕,立法的不足在于:第一,没有明确强制到案措施与羁押的分离,混淆了羁押防范措施与强制到案措施之间的关系;第二,拘留所附带的关押期限太长,而使其变成一种准羁押的诉讼防范措施;第三,没有明确公安机关的无证强制到案措施,从而导致本属警察法所规范的留置盘问措施在侦查中滥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羁押与强制到案措施分离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体系,缩短拘留所附带的监禁期限,整合留置盘问与其他强制到案措施之间的关系,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将留置盘问作为紧急情形下的侦查强制到案措施。     

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

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之一 ,而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是实现公正透明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本文论述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法理基础、现实意义、实现条件、面临的障碍以及信息公开法应确立的主要制度等问题。     

关于“法理分析”和“法律分析”的断思

经过二十余年的法学复兴,中国学者开始重视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中以法律分析、法理分析、法理透视、法哲学思考命名的论文日益增多.这表明学者已认识到法学乃至于法理学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学科知识的体系性、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已受到程度不同的关注.但是,那种简单贴标签式的命题值得推敲.本刊编辑陈立风与山东大学法理学专业的部分师生举办对法律分析和法理分析进行反思的小型学术沙龙,展开了对话式的探讨.现刊载部分,意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共鸣.     

警察权力制约的若干“瓶颈”分析

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 ,加强对警察权力的监督 ,本是法治社会下对警察权的行政本质深刻认识的结果。但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稳定压倒一切”的当代中国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发展却面临着诸多“瓶颈”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与社会学、管理学、司法机关的工作实践和法治社会的必备条件以及当代中国国情等宏观因素存在着冲突之处 ,这些冲突之处又反过来阻碍着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进一步推行。     

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的差异及其成因与发展趋势

行政法观念最初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反映了西方社会发展的特点。由于行政法产生的历史与思想基础不同 ,西方国家行政法发展又分为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法系行政法发展模式。两大法系各国行政法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 ,决定了他们在具体原则和内容上的差异 ,但其发展趋势又有共同性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最根本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按照科学执政的要求 ,落实科学发展观 ,把握行政体制改革的规律性 ;要按照民主执政的要求 ,坚持执政为民 ,建设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要按照依法执政的要求 ,推进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 ,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法治政府     

论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

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则是其宪政思想中的一个光耀的亮点 ,建立像近代西方国家那样的宪政制度 ,是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的核心目标之一 ,他对封建专制政治恶政府的认识和批判、对近代法治政府的构想和追求 ,对当代法治政府建设亦有相当之借鉴意义。     

经济法可持续发展原则刍议

文章通过经济法与人权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和WTO规则的关系的分析 ,论证了经济法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正当性 ;通过经济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比较分析 ,阐述了经济法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特有性。同时 ,文章还对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我国经济法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     

论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价值选择。对其证据能力的不同选择,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目的的能否实现。在我国,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如何,理论界说法不一。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并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我国诉讼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法治思想与当代行政领导行为

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文以邓小平法治思想正视当代行政领导失范现象,并从思想文化和制度建设上入手,扼要分析当代行政领导失范的根本原因,以及规范当代行政领导行为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