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都是基本的经济政策,并且在主要方面都体现为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在现代社会,竞争政策与自由贸易政策在追求的目标和面临的现实条件方面具有一致性,在功能上具有相互促进和补充的作用,但是两者在作用的领域、价值观念和取向以及具体处理和作用的方式等方面存在内在的差异性和潜在的冲突.     

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探析

被害人的知情权是被害人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逻辑前提,是诉讼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性文件和法治发达国家都对公民的知情权及被害人的知情权都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我国刑事被害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权,但权利告知规则仍不完善,被害人对案件的进展、诉讼结果以及刑罚的执行情况缺乏知悉途径,知情权的实现缺乏保障机制。立法上应对其作相应完善。     

论良法的恶性循环

人们崇尚良法,期冀良法之治,却在翘首与热望中忘却了良法亦需适宜的土壤。当良法出台后,因土壤导致的“水土不服”很可能让良法之良本身遭到质疑,这是令人尴尬的一种真实。良法如果遭遇故意误读,在司法中将会陷入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从这一视角解析实践中的许多案例,能使我们揭开隐于表象后的本质,同时打开索解之结。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于监听的法律思考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分割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     

从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看"最密切联系理论"

最密切联系理论,是近年来西方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中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拟从涉外侵权法律 行为的法律选择规范着手,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程序的多重视角

程序是法学(法律)的一个独立范畴。由于语境不同,中西方对“程序”的理解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学者对法律程序进行解释时存在误读现象。完整地认识程序,需要完整的观察视角。只有从人权、法治、民主和经济等多元视角来诠释法律程序的价值和功能,才可能较完整地认识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相互关系。     

Does One Size Fit All? A Note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National Warranty Law as a Tool of Consumer Protection

The European Union's Directive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national warranty laws directed interest to this particular legal institution.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view warranties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In this note it will be argued that the change in the law of warranties leads to a loss of informational value and to a welfare loss resulting from constricted transaction possibilities, which has not been widely recognised in the recent discussion on warranties.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立法与司法解释评析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是长期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难题。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虽对其作过多次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却仍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不明,难予认定的问题。为此,本文对历次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之得失进行了回顾、比较与评析,旨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概念提供有益的思路。     

国际法在欧洲国家的适用问题研究

欧洲是国际法的发源地,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学说最早于英国出现。国际习惯法与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考察欧洲国家适用国际习惯法与国际条约的法律规定与实践,国际法在欧洲国家有不同的适用问题。     

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