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我国金融犯罪分类在理论上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对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展开的,在明晰金融诈骗犯罪立法沿革背景下,基于对犯罪客体概念的重申和犯罪客体的犯罪化与犯罪分类机能的认知,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独立设节虽然能突出国家对该类犯罪的重视,但是违背了我国以同类客体作为《刑法》分则章节设置的标准。从实然的法规范和应然的法体系视角来看,应将其纳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从应然的目的性视角来审视,未来《刑法》进行补正解释或将其纳入《财产犯罪》一章也许更具正当性与合理性,也是对我国国权主义刑法向民权主义刑法转变的有力回应。     

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研判

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的辨析一直是办案实务中的争议难点。文章对盗窃罪及职务侵占罪进行细化分析并就如何准确定性进行了研判,提出四大定性法则:即工作之便抑或职务之便定性法则,是否具有合法权限持有、管理单位财物定性法则,法益定性法则,被侵犯财物的状况定性法则。     

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以社会连带理论为视角

文章以社会连带理论为视角,探讨失地农民社会保险制度中四个重要的理论基础：社会保险权、立法的价值取向、失地农民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和目的,以及失地农民社会保险制度中的国家伦理责任。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之现状及应对措施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由上一级检察机关决定,对加强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制约,确保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依法正确行使,提高职务犯罪案件办案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应对的措施主要是：调整自侦部门侦查办案模式;建立自侦案件的报捕证据标准并探索确立职务犯罪案件附条件逮捕制度;规范自侦部门与侦监部门的配合联动机制。     

调解的正当性与正当的调解

调解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符合中国人和为贵的大众心理,因此,调解具有正当性,是中国人的自然选择。当前,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调解应坚持依法自愿和能调则调该判则判的原则,防止一刀切。     

期待可能性的本质与妨害司法罪的认定

在法学上;法益尊重的可能性可以看成是期待可能性的本质;在哲学上,相对的意志自由可以看成是期待可能性的本质。在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窝藏、包庇罪和脱逃罪的成立中,期待可能性都能给予解释。在妨害司法罪的认定上,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接受和运用体现着一种司法人性化。     

肉刑在两宋时期的思想论争与制度表达

肉刑废复之争在两宋时期再次出现,制度上则有刺配法与之相对应。通过这一时期有关肉刑废复之争和刺配法的大量施行,可以发现,虽然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出发点不同,对于肉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更为关键的是,流刑在宋朝已经不能发挥中间刑的作用,这是导致肉刑之争和刺配之法在两宋时期再度出现的重要原因。     

拟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公民化”管理

拟释放出狱回归社会的服刑人员,从法律意义上讲,他们仍然是法律程序执行中的罪犯,仍然是一个由监狱执行刑罚的不自由公民,但从社会管理角度看,他们即将回归社会成为自由公民,如果我们仍然按照罪犯改造思路去监管和教育他们,势必对拟刑释人员出狱后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工作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因此,对其模拟回归社会后作为社会公民进行管理,将直接关系到拟刑释人员的前途命运。     

领导干部要为民务实清廉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记为民宗旨,弘扬务实作风,铸造清廉品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