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高风险的化解

由于见义勇为不是公民的法定义务,过多地从道德上谴责见义而不敢勇为的人并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有人用《好撒玛利亚人法》作为见死不救入罪的根据,其实是一种误读。道德的高尚性可以用真、善、美三个字来概括,真、善、美这三个字所表达的内涵是一致的,为善求美也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倡导在见义勇为时防范、降低风险,保护自身安全,无论对社会、对见义勇为者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应当学会多层次聚焦见义勇为的正能量,见义勇为者也应当尽可能地减少风险。     

职务犯罪的心理防治

反腐教育需要入心入脑,法制教育要重纠正认知偏差,警示教育要重调适不良心理,形势教育要重辨析错误观念。预防犯罪需要打击为先,可以从提高刑事追诉力度、完善腐败制裁体系、平衡刑事制裁等方面提高打击效果。控制犯罪需要提早干预,可以尝试诱因免疫、权力监督、条件控制、心理干预等措施。     

关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解读及完善

近年来,随着人体器官强制摘取、非法买卖器官等危害行为日益猖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的出台标志着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正式入刑,对人体器官买卖行为起到了极大的遏制作用。面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应从此罪的构成要件以及适用中的司法难题两方面入手,正确理解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内涵;并应结合国际、国内关于器官移植犯罪方面的规定,完善相应立法。     

论传销洗脑的表现形式、成因及对策简

传销犯罪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是传销洗脑的结果。当前传销洗脑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感情洗脑,也有理论洗脑。洗脑之所以得逞,既有社会原因,也有经济原因,还有法律原因,同时有关部门反传销洗脑工作不深入、不细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做到打击和教育双管齐下,做好反传销洗脑的宣传教育,长期地、广泛地和有针对性地反传销洗脑。     

论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以甲某非法经营案为切入点

刑事司法解释应当被视为一种准立法。据此,刑事司法解释不应当具有溯及力,新颁布的司法解释的内容不能用以评价司法解释生效前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司法机关可以在同时符合两个限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在量刑环节对被告人予以从轻作为解决问题的破局之策。这两个限定条件是:其一,司法机关所适用的刑事司法解释必须是对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定性和定量的法律依据。其二,在刑事司法解释颁布前,司法机关在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与未来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异。     

精神分析之焦虑理论与预防犯罪心理形成

弗氏父女的焦虑理论和自我防御机制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类精神领域深层的奥秘,也为我们审视犯罪心理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同时还为我们预防犯罪心理形成提供了应对之策。长期焦虑或高度焦虑会使人心理失衡,严重者出现精神疾患,更为严重者则可能以犯罪行为作为终结。面对焦虑,个体只有摒弃消极的应对方式,动用积极健康的自我防御方式,才能使自己走出焦虑的心理泥沼,同时也使自己远离犯罪。     

消解与证成:“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理性思考

学界对婚内强奸能否犯罪化分歧甚大,至今仍无定论。各种意见围绕婚内强奸犯罪化是否存在观念障碍和技术障碍展开。具体而言,夫妻家庭地位的道德评价构成婚内强奸犯罪化的观念障碍,实际操作所内含的风险以及婚内强奸有罪判决的社会效果构成了婚内强奸犯罪化的技术障碍。事实上,对夫妻家庭平等地位的强调能够消解其中的观念障碍,否认实际操作中的风险与犯罪化证成之间的关联性、明确婚内强奸非犯罪化者论据之间的矛盾性,亦能消除其中的技术障碍。在婚内强奸犯罪化路径的选择上,将婚内强奸涵摄于强奸罪并不存在规范上的障碍。     

论处罚条件理论及其形态消释

构建可罚性条件的理论范畴,其核心宗旨就是为使某些事实特征可以成为在三级犯罪体系之外作为权衡刑罚必要性的因素留下余地.然而,这一犯罪构成三级要件之外的独立要件的设置是否如其所盼而有必要,在刑法理论上并非不无疑问.基于双层多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作为可罚性条件内容的事实特征可以置于双层多阶的犯罪构成之中,其所需体现的有关机能也可经由双层多阶的犯罪构成得以实现,这也是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对于“以构成要件行为为基本线索、以具备主观责任为必要”的基本理念的坚持.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发展探讨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作为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今后发展的过程中,在保持工作整体发展势头不减的情况下,应根据自身在预防建议和警示教育中存在的不足,积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务实创新,通过借助大数据技术,提升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准确性。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解析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组织包括集团犯罪、一般共同犯罪和单独犯罪,协助组织包括但不限于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的拉拢、引诱、介绍;持用骗领的出入境证件而出入境属于偷越,但要予以适当限定。本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我国的出入境许可制度,以被组织人通过实际国(边)界线或者边防检查为既遂标准。视不同情形,本罪与其他妨害出入境管理秩序犯罪分别形成牵连、吸收或者想象竞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