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分析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全国各地的袭警罪首案频发。司法实务人员对袭警罪中"暴力"的理解泛化以及入罪门槛过低,导致袭警罪大有成为我国继醉驾犯罪之后第二大犯罪的趋势,如何理解袭警罪中的"暴力"因此成为理论和实务中的难题。结合我国司法实务中部分地区发生的袭警罪的典型首案,根据刑法中"暴力"的含义以及袭警罪"暴力袭击"行为的规范内涵,袭警罪中"暴力"的性质仅限于"硬暴力"而不包括"软暴力";暴力的发生仅限于突袭性而不包括缓和及具有预见可能性的非突袭性暴力,暴力突袭性的具体特点包括突发性、瞬时性和意外性;根据袭警罪侵害警察人身安全、妨害公务正常执行从而侵犯公共秩序法益之逻辑关系,以及构成要件符合性与保护法益之间的共通性,应联系暴力袭警行为及其结果,通过法益甄别值得处罚的暴力袭警行为,从而将不具有可罚性的暴力袭警行为排除在刑法的适用范围之外。     

从保密到安全: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自然人有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但这并不等于承认数据生命周期的最后环节是“删除”,因为“删除权”是“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丧失”的必然结果,而“数据销毁”才是“数据归于消灭”的处理流程末端。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基础在于信息保密方式的扩张,即从维持信息保密状态转向维持数据安全风险的可控性。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倘若义务主体无法保障暂时不使用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处于安全状态,则应当采取适当的数据销毁范式降低数据泄露或非法复原的安全风险。在未来立法活动中,我国应当明确数据销毁义务的义务主体、销毁方式和销毁范围等具体制度内容,完成数据安全立法的“最后闭环”。     

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之完善——以英美保释制度为视角

相比英美保释制度，我国取保候审在性质定位上和适用方式上都相去甚远。《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进行了完善，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但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方式、适用程序和相关保障措施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应借鉴英美保释制度，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在劳务派遣、工程承包、分包、转包中,要结合劳务关系的具体情形认定犯罪主体。不构成劳动关系也可以适用该法条进行救济。在客观表现方面,涉及本罪罪状的叙述、劳动报酬的范围、＂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以及＂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等法律适用问题。     

论国家公务人员监督过失责任追究机制的构建——从矿难事故中刑事责任的追究切入

在我国矿难等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中，存在着司法机关对监督过失者无法追究或者很少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错位，造成了安全生产事故防控的困难和罪刑的失衡。化解这一司法困境的进路是借鉴监督过失理论，构建我国的国家公务人员监督过失责任追究机制。具体建议为：其一，设立业务监督过失罪和职务监督过失罪；其二，在监督过失犯罪中增设资格刑和罚金刑；其三，在司法中适用“信赖原则”限制司法权力滥用；其四，在诉讼程序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整体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由反腐倡廉若干事物和要素相互联系有机构成的统一整体。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最大特点是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吉林省惩防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加强惩防体系建设。     

对无罪推定权利的人权观认识

无罪推定权利的本质首先是一项人权,其次,它是一项基本人权,再次,无罪推定权利是一项宪法性基本人权,最后,无罪推定权利是被追诉人的一项具有宪法性质的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我国即将实施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中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这是对被追诉人无罪推定权利的肯定和保护,有助于被追诉人无罪推定权利的进一步实现。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之问题研究

2011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现行刑法作了许多修改。其中,在刑法第133条后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这次修改是本次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改变了＂肇事后再处罚＂的方式,对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正式法律化。本文在讨论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原因以及本罪构罪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危险驾驶罪的几点完善意见。     

补救成本、价值损失抑或获益赔偿?——瑕疵履行救济的研究

瑕疵履行时,法院是施加救济成本还是价值损失的赔偿是合同法的难点之一。赔偿计算方式的选择必须体现期望损害赔偿的目标。目前流行的Peevyhouse规则、经济浪费规则和价值损失规则都有明显缺陷,而综合考虑意图、合理性以及政策则是目前规则的最好取代。而且获益赔偿可作为补救成本、价值损失之外的第三种可能实现期望损害赔偿目标的计算方式。我国现行《合同法》过于强调救济成本虽总体可行,但没有认真对待救济成本与价值损失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考虑获益赔偿的可能性,并不妥当。未来《合同法》应在此方面进一步完善。     

刑法公平精确性下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我国刑法分则中的一项罪名.立法本应当严格秉持刑法的基本精神--公平,然而我国现行的刑法对于该罪设置欠缺精确性的考究,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没有进行责任区分,对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于伪劣产品的流通数量应担责任大小也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同时没有考虑其他危害因素,而仅仅以伪劣产品的销售额作为定罪处罚的依据,这造成了本罪的设置表面看似公平实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