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司法走进民间——澳大利亚邻里司法中心

随着我国基层法制化进程不断发展,社区司法建设也被赋予重要的地位。邻里司法中心作为一个社区司法中心,是澳大利亚司法体系的革新,也是一种首创。邻里司法中心旨在提高所有参与人(包括受害者、被告、证人以及社区居民)对司法制度的信任,成为澳大利亚社区司法的成功典范,其经验值得借鉴。     

侦查到案制度:从现实到理想——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

传唤、拘传、口头传唤、留置、抓捕构成了实践中的侦查到案措施体系。对三个典型地区公安机关的调研表明,法定到案措施与非法定到案措施的适用明显错位。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审批程序耗时与到案期限紧张这两个因素造成了法定到案措施适用率低下;相比而言,非法定到案措施具有适用条件灵活、适用机制简便、适用手段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以及适用期限弹性较大等特点,由于这些特点,侦查人员较愿选择非法定到案措施。实践中到案措施体系的犯罪控制功能显而易见,从程序正当角度评价,这一体系的运行既有权力控制的倾向,也有权力滥用、不当限制权利的倾向。侦查到案制度的改革应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相平衡的理念,汲取实践中的理性做法,适当参考国外同类制度,建立一个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能够充分应对各类案件特点和证据条件的到案措施体系。     

论罗尔斯的正义观及其借鉴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观是一种普世化的正义观,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在保证大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力求保证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进行重新探讨和分析,从中汲取合理的因素,有助于重建社会公平。辩证地解读罗尔斯的正义观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正义的内涵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启迪,而且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解决弱势群体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博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必然现象,也是制衡权力与权利的必要途径,本文从司法公正和舆论监督的概念出发,讨论了二者在现实层面的矛盾表现,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论述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在社会公正这一共同价值追求下的统一和互补。     

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法理探讨

我国现行的二元土地制度及城市房价的不断飞涨使得小产权房在全国各地的城市房屋买卖市场上占据了一定的份额。给予城市居民、农民的权利对等的保护是正义的基本要求;满足城市居民多元化的住房需要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公平竞争是秩序稳定的基本要求;实现农民、城市居民和政府利益的最大化是三方和谐共处的基础。因此,小产权房合法化有其合理依据。     

司法过程中的商谈与诚信原则

司法过程中的对话沟通是现代司法的特质,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之一。诚信原则是现代司法的本质要求。在我国现阶段,通过司法过程的对话沟通树立司法公信力,是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司法独立,加快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出路。     

试析直接言词原则的理论基础

直接言词原则在确立之初不仅体现了反封建的政治要求以及人类理性和正义观念的发展要求，而且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程序正义、私法自治原则和维护既判力效果三个方面。     

论和谐社会语境中的犯罪社会控制

和谐社会是稳定而有活力的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动态平衡的二元结构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犯罪控制模式应当由传统的"国家本位模式",向"国家--社会"双本位模式转化,以适应社会转型时期公众对犯罪预防和控制的要求.通过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因素,最大限度减少和控制不和谐因素,将犯罪活动控制在公众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利益均衡与立法公正的冲突及协调

立法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进行充分博弈,其结果是形成某种利益均衡状态。立法及其所维护的利益均衡状态应当符合公正的要求,即体现立法公正。然而,利益均衡仅是实现立法公正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它在某些情况下与实现立法公正相冲突。为此,应该通过充分赋予并保障各利益主体政治自由、缩小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等措施来加以协调。     

对抗制·羁押率·简易程序适用率——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中的流行误区剖析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主张我国应当借鉴对抗制诉讼模式，降低羁押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对抗制以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为存在前提，以对抗性的文化为支撑。我国不具备实行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条件，因而增强职权因素，强调公、检、法机关的客观义务，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同样，我国也不具备降低羁押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条件，所以缩短羁押期限、减少办案环节才是我国提高诉讼效率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