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商投资合同法律效力争议解决

本文所称外商投资合同法律效力争议,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外商在中国境内直接投资签署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及其变更的法律效力所产生之争议,也包括外资并购合同法律效力产生之争议,还包括外商投资中企境外企业所签署的合同法律效力所产生之争议。本文意图通过对上述三种不同形式的外商投资合同法律效力所产生之争议的不同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找出正确的解决这些争议的方法,以供业内人士、仲裁员、律师参考。     

语言描述视野中的刑事诉讼——论刑事法律文书对案件事实的还原描述

刑事诉讼过程是一个语言角力的过程,公安机关在写作刑事法律文书时应该做到对案件事实进行还原描述,所描述的事实才有可能得到诉讼各方的认同。研究案件事实的形态及其这种形态对语言描述的影响、研究影响事实还原描述的各种因素以及对这些因素的消解方式,使刑事法律文书对案件事实的描述更接近事实的原生态,是公安机关参与刑事诉讼的重要内容。消极的叙事目的主导刑事法律文书的叙事是事实还原描述的基本原则。     

全球化、身份政治与法律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引发了身份对当代人和当代社会深刻影响实施的思考。身份的连带责任效应表明,拥有某种身份的人所实施的违反道德或法律的行为必然会连累到其他拥有相同身份的人。身份的搭便车效应表明,拥有某种身份的人所做出的高尚或伟大的行为可能会惠及到其他拥有相同身份的人。身份的刻板印象效应表明,社会上形成的对某一身份的刻板印象会影响拥有该身份的个人的命运和社会地位。法律上的很多制度,包括连带责任制度、结社自由制度、反歧视制度等,与身份的这些效应和影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信息披露的公司治理效应分析

信息披露是委托人和投资者判断公司经营状况、决定投资行为和分配激励效应的重要依据。是进行公司治理和科学决策的前提条件。在内部治理中，信息披露能够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是对管理层评价的基础等；在外部治理中，信息披露是建立有效市场的基石，它有利于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等。为发挥信息披露的公司治理效应，应鼓励上市公司提升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信息透明度评价指标体系等。     

论财政预算的法律效力——基于财政立宪主义的理论视角

财政预算具有何种法律效力，此为当今财政宪法上重要问题之一。在德国，财政预算主要是一种“授权性规范”，虽具有“限制支出最高金额”之“拘束效力”，但人民不得据此主张权利。而在美国，参众两院的“拨款委员会”依据国会的预算方案举行听证，并由其下设委员会通过具体的拨款法案，该法案具有强制支出之法律效力。在制度形式上，我国的财政预算与美国颇为接近；但是因其缺乏充分的保障机制，故而难以遏制违反财政预算的行为。今后，我国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通过行使监督权等方式来强化财政预算的法律效力，亦可通过建立“纳税人诉讼”等制度适当扩张财政预算的外部效力。     

试论登记的效力——从一起财产分割案件谈起

登记的效力,外国立法例有登记要件主义、登记对抗主义和托伦斯登记制度三种不同观点。登记是物权变动的要件,具有公示、公信和警示作用。我国法律采取了登记要件主义,但对于登记的范围应加以具体规定。物权变动应与原因行为相区别。动产登记采登记对抗主义。     

论自认的效力

自认效力分为自认的结果效力、自认的中间效力与自认的边际效力。自认结果效力,对当事人言,主要产生举证负担转移结果效力,即本由一方当事人承受的举证负担,因对方当事人自认而卸除,转由自认者承受的效力;对法院言,事实认定权受到限制,只能在自认事实范围内为事实认定。自认的中间效力,对当事人言,自认具有不可撤销性;对法院言,自认具有不可分性,此乃原则。例外对法院与当事人皆有自认的撤销与追复的准许与行使问题。撤销的追复,即对准自认,当事人可以在以后的诉讼中,可以提出证据以否认其效力。自认的边际效力,即不适用自认的情形,如在他案件中的自认、法院职权调查事项、人事诉讼事项等。     

社会与政府间人事流动的挤压与吸纳效应

借用物理学中“连通器原理” ,我们认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人事流动存在一种吸纳和挤压效应。在这两种效应作用下 ,同时由于社会与政府之间人事流动控制阀门的软化和人事流动通道的不畅 ,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出现反复而且社会与政府人事管理发生诸多危机。据此 ,可以探讨通过缓解社会的挤压效应、弱化政府的吸纳效应、强化人事流动控制阀门的调控机能、建立顺畅的人事流动通道等途径以解决此课题。     

动产善意取得的法理基础

在关于动产善意取得法理基础的诸说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占有公信力说。该说不仅有悖于法理和民法体系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会遭遇许多困难，不足为采。善意取得的本质是保证本着诚信而行为的交易主体能在社会公认的正常交易环境下依法实现其交易目的，其法理基础是交付的效力，伦理基础是诚实信用原则，交易安全保护则是该制度内含的经济理性。     

刑事审判前的合作模式——以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为讨论范例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发展历史表明,刑事审判前的程序中存在着一种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的产生有其必然性。由于它对传统审前程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所以遭遇到来自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责难。为使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合作模式获得正当性,西方国家作出了相应的程序设计与安排。我国的刑事立法既有支持合作模式的因素,也有限制性因素,司法实践中既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失败的例子。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对审判前的合作模式应该持慎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