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视野下的德国简化税法改革方案——基于保罗·基尔希霍夫教授税收正义理论的公法学思考

保罗·基尔希霍夫教授提出的税制改革方案主要借助取消不必要的类型化区分、确立中立法律形式下的课税表达、对婚姻和家庭的特别保护、减少例外规则以及简化税收程序等来实现税收正义。税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现实,其改革思路的起点恰在于税收背后的宪法理念:宪政体制下的租税国家、人格图像并函摄了基本权利主客观面向的理论基础,即对国家共同体及任务有着共同价值观的自由而有个性的人必然要求处于国家所保障的自由经济体制下的税收法律予以相匹配的规制,它具体表现为以减少纳税人税收形成可能性为目标,保障国家对个人经济成果最温和分享以及减少例外的原则。     

基于绿色财税政策的湘江流域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湘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显,影响到该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湘江流域生态问题是多方面的,湘江流域的治理也需要多种政策的支撑,其中绿色财税政策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现行的财税政策存在着许多弊端,需要从生态环境财政政策、相关税费制度与政策、市场相关机制等角度加以完善。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疑难问题探析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设立初衷在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本罪罪状表述中“国家规定”的理解要结合立法的目的进行,只要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单位内部规定是为了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且这些规定又反映了保护、管理国有资产的本质,都可以将其解读为对“国家规定”的具体贯彻.对本罪“私分”的认定,要从行为方式的相对公开性入手,与贪污罪妁共同犯罪区分开来.本罪是单位犯罪,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本罪的刑事责任,范围不能扩大.     

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述——基于宪法及行政法律规范文本的分析

行政法学者多是依据标准来确定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但该研究进路存在着标准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域外经验表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应具有规范依据。考察我国宪法及行政法律规范,从文本出发来构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能够称其为基本原则的只有依法行政原则。从依法行政原则中能够演绎出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和行政程序法定原则。     

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研究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有计划地科学推进,需要国家根据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统筹考虑相应的扶持政策。从西部地区的实际出发,继续完善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扩大税收优惠的范围、增加税收优惠的方式和建立西部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改善生态环境、扩大内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我国涉外企业逆向避税问题探讨

我国涉外企业的逆向避税问题严重,逆向避税的动机主要表现在非税方面。针对这一现象,我国在法律制度和政府行为方面都要有相应的对策。     

论“土地财政”的效应、成因及其法律解决之道

“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主要利用土地出让法律制度和土地税费法律制度来获取财政收入以充实本地政府财源的行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引发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对负效应的分析显然更为重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有其深刻的制度成因.解决“土地财政”的法律措施是完善财政收支法律制度,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限;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历程和目标设想

个人所得税作为现行税制中唯一能通过累进税制实现纵向公平的税种,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选择中被寄予厚望,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自1980年随着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的颁布而正式确立以来,经历了不断调整完善的改革过程。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符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对调节收入分配、改善民众福利、促进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与社会转型相适应,个人所得税依然面临着改革的压力。兼顾公平和效率、兼顾经济规律与社会文化、兼顾流量与存量的职能调节、兼顾短期与长期调节是改革的原则,为此,需要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管理,增加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透明度,建立居民个人信息共享系统和个人所得税信息化管理平台,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制度体系直至建立完全意义上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配套完善自然人税收制度和管理,完善税制设计。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问题研究——以宁夏为例

调整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减轻企业和个人税收负担,加大财政向城乡居民转移支付力度,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统筹城乡发展,减少农民,为实现经济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提供条件。     

A Tale of Two Taxes: The Fate of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 in Canada

Policy makers who embrace market‐based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ypically eschew carbon taxes in favor of the political advantages of cap and trade, which offers lower visibility of costs to consumers and the opportunity to allocate valuable permits freely to industry.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article examines two surprising proposals for carbon taxes, by the government of British Columbia (BC) and by the federal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Both reflected a triumph of party leaders' normative “good policy” motives over “good politics.” The BC tax alone succeeded first because it was adopted by a party already in government. Second, the onset of a recession before the next elections shifted voters' attention to the economy, which advantaged the BC Liberals but disadvantaged their federal counterparts. However, proposals for carbon taxes were unpopular in both jurisdictions, offering a cautionary tale concerning the fate of politicians' normative commitments absent electoral bac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