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与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基于“实践法律观”的一种补充

当前在疑难案件中,法律的正确适用是司法的核心问题及公众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法律观＂的差别,使得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从学术史及方法论角度看,学者们处理疑难案件有各种方法,但最终都依赖对＂法＂的正确认识及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的澄清。只有在个案事实与规范的融贯中,在实践理性理论框架内,通过类推等方法,发现、鉴别法律规范才能使疑难案件得以恰当处理。     

清代工程营造法的特点分析及借鉴

清代营造活动以官营为主,营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均有官员参与,营造活动体现了“礼有等差”的官僚等级特征,营造物的规模与其使用者的政治身份相配比,政治地位越高者其所使用的营造物规模和级别越高.为了避免行政主导权滥用所造成的劳民伤财后果,清代营造法从制度设计上强调了对民力的保护.此外,清代营造法含有较多技术性法律规范,保证了营造物的做法及质量,也为监督检查提供了依据.     

民事诉讼模式正当性反思——一个实践哲学的视角

诉讼模式转换和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对诉讼结构分析的框架,成为民事诉讼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但模式应是对诉讼经验和诉讼过程的分类与比较考察,不应前置为可以建构的理论目标和对司法发展的预期,从而架构性的按照单一司法理念来对诉讼模式进行设计。当下民事诉讼的理论发展应超越模式分析的类型学划分,避免诉讼模式的刻意的选择和设计,着重关注司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现实转化,超越在模式框架下的狭隘的理论建构,从实践合理性的角度完善诉讼结构,形成以实践理性为主导而不是权力话语主导的司法运作格局。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调查取证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进行调查取证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调查取证对明确案情事实,保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公正、公平,合理、科学解决医患纠纷,缓解社会矛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司法机关可能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调查取证不予认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应当重视调查取证工作,注意其规范性、程序性和有效性,从而提高调查取证工作的质量,保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公信力。     

论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

在此轮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立法是侦查部分修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应否享有完整的技侦权。首先需要分析现有规范性依据及实践中自侦案件技侦手段的使用情况。占主流观点的支持者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从技侦权配置的整体改革方向来看,基于技侦手段干预权利的程度及技侦手段规制的必然要求,技侦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应当分离,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体系中应当承担其监督职能,而不是执行职能。     

论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资格

技术侦查在各类侦查工作中不但应用广泛而且侦查效果显著,但刑事诉讼法未对技术侦查进行应有规范,造成了技术侦查实施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同时也导致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降低甚至被忽略。如何认定技术侦查获得材料的证据资格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对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提高司法各阶段的办案效率、实现当事人正当权益有现实意义。     

数目字管理与人本的回归

数目字管理事实上是一种理性的管理方式,但它在今天的滥觞却导致了人性受到压抑和理性的非理性化。其非理性化在公共管理领域表现为技术压倒政治、目的与手段分离、人性的压抑与人际互动的弱化。管理向人本的回归既是管理的本真,也是大势所趋。     

国外社会心理学视角下我国群体性事件心理原因及对策探析

我国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心理原因主要有:"类化预期"心理落空使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产生攻击性行为,"相对剥夺感"心理使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产生仇恨心理和过激行为,"群体隐匿"心理降低了道德行为准则对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反社会行为的约束力,"群体共识"心理强化了群体性事件参与者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公正受挫"心理导致了一些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产生越轨心理或极端行为。因此,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着实解决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国虚假旅游广告的法律分析

近年,中国旅游业迅猛发展,进入激烈竞争的发展阶段,整版篇幅的旅游公司或旅行社广告随处可见,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旅游产品及服务.与此同时,市场上旅游广告良莠不齐,尤其是大量虚假广告的出现,造成了旅游业的市场混乱,也给部分旅游消费者带来不小的损失.建议国家根据《广告法》、《广告管理条例》和《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的相关规定,修改完善广告法律法规,明确旅游广告的各种规范,突出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地位,引导旅游企业加强自律,创新对虚假旅游广告的监管手段,构建规范的违法广告公众举报制度和赔偿制度,建立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     

新刑事诉讼法与侦查、鉴定相关规定的理解与实施探讨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鉴定制度作出了许多新规定,正确理解和实施这些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法律增加规定的技术侦查措施,与常规侦查技术手段并不等同,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并不是降低科技证据的地位和鉴定要求;规定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并不意味着此种情况下鉴定意见一定有错误,使用有专门知识的人同时代表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两个不同主体,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