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内涵及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契机,以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土地制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制度,三权分置是搞活乡村经济的制度设计,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获取城市权利的障碍,土地"二元制度"是导致乡村失去发展权的根源,农村"宅基地制度"是制约农民发展权的瓶颈。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安排,为乡村振兴用地提供制度支撑,为乡村振兴资金提供政府投入保障,为乡村振兴社会稳定提供安全秩序。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西北干旱地区农村集蓄雨水的所有权困境及路径分析

西北干旱地区缺乏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降水资源不丰富并且年分布不均,所以把有限的降水集蓄起来加以有效利用就成为解决当地农民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实践中通过集蓄利用雨水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实中已经出现了集蓄雨水的买卖问题,尽快明确这部分水的所有权性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对集蓄雨水所有权主体归属及集蓄雨水工程的所有权主体界定等一系列问题在学术界和法律实务中却较少关注,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影响甚至阻碍西部干旱地区农村集蓄雨水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道路通行条件优化制度的建立

交通安全管理部门为履行好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必须将义务融会在道路通行条件安全隐患信息反馈、非交通性活动交通安全影响评价、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设施优化、道路通行信息透明化四个制度之中,通过良好的运转机制,让履行义务成为一种日常的工作行为和规范化的工作过程,进而才能从优化道路通行条件这一层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质量。     

浅析偷越国(边)境罪的成因及对策

目前在我国,偷越国(边)境活动愈来愈猖獗,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出入境管理秩序,而且危及到了我国社会治安的稳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偷渡人员的文化知识水平低下,容易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法律观念比较淡漠。公安司法机关应从消除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诱因入手,加强出入境检查和对边防口岸的管控力度,加强国际协作,加大打击力度。     

公平原则在大陆架划界中的适用

大陆架划界一直是海洋法中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各国的国家行为以及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证明,公平原则是适用于大陆架划界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在大陆架划界中适用公平原则,只有考虑一切相关情况,才能得到公平的划界结果。     

犯罪现场反常情况的成因

犯罪现场反常情况是侦查初期开展侦查工作的一大障碍;但只要找准其成因,并运用正确的方法加以识别和排除,据此展开侦查反而会成为侦破案件的一条捷径。犯罪现场反常情况的形成原因一般包括犯罪人的伪装、偶然因素的介入、环境因素、犯罪人的特殊犯罪目的、犯罪分子的附带作案心理等方面。     

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事庭审方式改革中引入了举证责任原则,庭审的对抗性由此得以增强,证据的重要地位也逐渐凸现,这就要求加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但我国关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的法律规定是严重缺失的,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诉讼程序效用的发挥,也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进程。因此应通过加快程序保障措施的法律化,构建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扩大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设立书证、视听资料、物证提出命令制度及庭外证人证言收集制度等措施加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     

警察在干预自杀事件中的作用

自杀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自杀问题,警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在多数情况下是自杀现场的第一处置人员。因此,正确认识自身在处理自杀事件中的角色,掌握恰当的干预自杀的方法与技巧,对于警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