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紊乱犯罪现场逆现性

紊乱犯罪现场是案犯犯罪行为的物化反映,储存着犯罪主体及相关事物的信息。感知能力强的勘查人员具有辩证思维能力,能把自己对客观环境认识的合理性输入到紊乱的特殊环境中,理出紊乱犯罪现场发生、发展的整个头绪。     

论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法律救济

股东大会决议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意思表示。由于种种原因 ,股东大会决议往往存在瑕疵 ,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救济 ,是维护公司利益 ,保护股东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客观要求。我国《公司法》在这方面的规定还非常欠缺 ,有必要加以完善。     

加入WTO与中国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分析

审视我国现行的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其与市场经济法治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并且存在着诸多与 WTO 规则相背离的地方。我们应本着经济立法是对客观经济规律地正确反映的指导思想,制定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     

法律的统一对民法法典化的影响

自19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纷纷制定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掀起了制定民法典的浪潮。然而,在论及制定颁布民法典的原因时,多数学者往往忽视法律的统一这一因素对其的影响。实际上,从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制定颁布民法典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的来看,都是基于对已有分散的法律进行统一的需要。基于同样的原因,英美法系的国家也制定颁布了民事单行法。     

常人方法学理论探析

社会学理论总是试图清晰地描述并解释社会行动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的生活世界 ,在熟知的基础上达到真知。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在这方面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 ;而 5 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常人方法学理论则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 ,并在“权宜性行动”、“索引性”、“反身性”等概念基础上建立了独特的社会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常人方法学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路径 ,但是它并没有完成给自己赋予的使命。     

探析道义逻辑的哲学渊源

从哲学渊源上以“权”理论取代可能世界作为道义逻辑建构的理论依据,从而可以构造出实用性强的道义逻辑语义理论,因而是一种可以探索的道路。     

同治中兴:晚清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的悖离

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同治中兴,虽在形式上保全了清政府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其政治体制模式却遭到结构性破坏———中央集权权力向地方督抚下移,而中兴所倚重的中兴名臣仍然抱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造成清末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相互悖离,双方均失去了在政治建设中的合法性和积极意义。其矛盾运动的结果,使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新陈代谢的过程曲折而漫长,甚至迂回不前,并出现晚清政局特有的征象。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谁是非法讯问的受益者?--侦查讯问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研究冲突对抗条件下最优决策问题的理论,将其经典模型“囚徒困境”与侦查讯问进行类比,可以建立讯问中警察与犯罪嫌疑人的博弈模型。在我国,警察和犯罪嫌疑人博弈遭到破解的主要原因是警察的合法讯问和非法讯问策略、犯罪嫌疑人的坦白和抗拒策略均存在严重的效用倒置,这也是导致警察选择非法讯问,而犯罪嫌疑人选择抗拒策略的主要原因。为倒正警察和犯罪嫌疑人策略的效用,必须建立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明确口供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完善非法讯问法律责任体系、消除认定事实对口供的依赖、提高强制措施的适用标准等。     

洗钱罪的保护客体探析 --兼论本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地位

洗钱罪保护的客体即洗钱罪所保护的利益,洗钱犯罪既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又侵害了经济管理秩序,但洗钱犯罪所主要侵害的法益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今后,随着<反洗钱法>的出台,刑法分则中惩治洗钱行为的具体罪名也应加以修订,应将洗钱罪置于妨害司法罪之中,同时鉴于惩治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洗钱犯罪的特殊性,刑事立法有必要创设新的罪名给予特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