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规范限缩

持有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原理是行为对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刑法修正案(九)》设立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不满足持有型犯罪的基本特征:"持有行为与实害结果的密接性",存在对法益保护原则稀释。究其原因,在于宏大反恐背景下对于安全价值的过度倾斜。罪状中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含义不明确以及本罪的"恐怖主义活动"属性,导致了实然上规制范围的非理性扩张和制裁程度的加重。基于法教义学的叙事逻辑,在我国现实的刑事立法下,理应对本罪的处罚边界进行规范性限缩,具体路径包括:构成要件要素的规范解释、"正当目的"的出罪机制以及"最后适用性"的潜在限制。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探讨

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与保护消费者权益实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将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立法目标之一,并将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否受损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之一,但由于消费者概念不明确,又缺乏直接的救济手段,该法的立法与实践出现了落差。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的消费者标准不宜套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概念,同时在司法救济上,应赋予消费者以消费者组织的名义进行团体诉讼的有限诉权。只有这样才更能体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     

全球化背景下的缅甸政治危机

在一场佛教僧侣和学生带头的和平示威平息之后,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决议强烈要求东盟暂停缅甸的会员资格,缅甸问题成为东盟会议关注的焦点.经过磋商,东盟最终拒绝了美国参议院要求东盟暂停成员资格以惩罚缅甸军政府的要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峰会开幕仪式致词时说:"东盟将努力防止缅甸问题成为我们加深一体化和建立东盟共同体的障碍."     

从《琉璃宫史》看东吁王朝的王族婚姻

在封建社会,王族婚姻不仅具有一般的社会意义,还具有政治上的意义.本文通过梳理缅甸最权威史书<琉璃宫史>中所记载的东吁王朝王族婚姻状况,对当时的王族婚制、后妃身份、婚礼、婚姻观念等进行文化意义上的分析,由此揭示王室婚姻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中国与越南会计改革比较研究

会计的改革与发展始终依赖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与越南部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两国的会计改革既存在许多共同点,也在国际化策略、整体规划等方面存在差异.通过总结和比较两国会计改革的历程,可得到以下有益启示:会计改革既要向国际化趋同,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又要结合本国国情进行会计改革,同时加强新会计准则的执行监督机制.     

非政府组织与菲律宾族群冲突的解决

各种因素使得困扰菲律宾多时的族群冲突迟迟得不到彻底的解决,这严重影响了菲律宾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不仅可以减少发生族群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在缓和已有冲突并最终建立持久和平方面有所贡献.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尝试.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和谐思想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以社会“普遍和谐”为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和谐发展的美好蓝图。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的相通之处,可以为构建当代中国的新型发展模式提供有益的思想借鉴。     

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党内民主的经验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第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非常重视党内民主建设,在坚持党代会年会制、健全党内监察制度、实行民主制等方面为各国政党树立了榜样。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只重视组织建设,而忽视了思想建设,使得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在党内逐渐泛滥,终于导致1914年党的破产。我们要学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汲取其在思想建设方面的惨痛教训,推进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     

WTO义务减让表的解释问题

本文论述WTO减让表的法律解释问题。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减让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31、32、33条的运用,而忽略了减让表谈判、草拟、缔结的单边性,导致减让表的解释面临重重困境。本文梳理了专家组、上诉机构在个案中解释减让表的具体步骤,指出减让表解释目前面临困境的根源,提出减让表解释可以援用其他的解释方法。减让表解释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开阔眼界,认识到发挥WTO裁判机构司法能动性的重要意义,促进法律解释学的发展以及国际法最终体系化的发展。